摘要：社区作为“中国之治”的基础性治理单元,其韧性治理目标与“韧性城市建设”战略图景一致。按照耗散结构理论,社区韧性治理是一个关乎社区耗散结构何以生成的自适应性循环过程。由此,以结构、功能与涨落三要素为社区韧性系统的主要控制参量,在正反馈、自我强化与放大效应等非线性机制的作用下来考察城市社区这一“耗散结构”是可行的。在其运行逻辑上,社区空时结构与韧性功能的动态交互、韧性功能与社区涨落的治理调适以及社区空时结构与涨落的持续放大效应,共同推进社区治理韧性发展。在路径设计上,以有序“熵流”优化社区空时结构、有效“识别-响应-放大”社区涨落变动的非线性机制以及动态调适社区系统功能等韧性演进,应纳入耗散结构理论范式下韧性社区建设的政策工具集。

摘要：健全“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围绕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社会力量等协同治理主体,观照河南省A社区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在“三治融合”贯穿多主体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党建引领、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智能驱动的协同治理模态可以实现基层社区治理上下贯通、协同增效。这不仅丰富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协同模态,而且可为其他省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本文基于“互联网+社会工作”方式,提出社区治理探索出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基于上海某社区为例,分析“互联网+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探讨该模式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改进的策略。主要包括技术设计的完善、数字化能力的提升、数据安全保障的加强,以及多元协作机制的构建。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科学的策略优化,可以更好地推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提升居民的参与感与获得感,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摘要：深入剖析社会工作在深度嵌入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社区资源配置与社会工作需求的错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挑战、社会工作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协作的障碍、制度设计与社会工作实践的脱节等现实困境,提出要从资源整合、人才培养、多方合作、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入手,着力推动社会工作深度嵌入社区治理。

摘要：数字积分制作为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的新形态,是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有效工具选择。以成都武侯区“小武生活信义积分”为案例,基于“动因-要素-过程”的分析框架,全面解构数字积分制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武侯区数字积分制的创新具有深刻的问题驱动、环境驱动和科层驱动“痕迹”,是社区治理数字转型“大环境”与其过程中的衍生问题、结构调整的“小气候”并结合“数字化+积分制”创新扩散的“强氛围”综合作用的结果;武侯区数字积分制赋能社区治理的路径,始终以反思工具性赋能的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模式问题为逻辑起点,坚持制度结构需要与数字技术“契合性调适”的“制度性赋能”创新进路,选择资源开发、利益链接、权责再造为策略,针对性地设计数字积分制的作用机制和内容体系;武侯区数字积分“制度性赋能”社区治理过程是以资源、利益和权力为支点,在社区治理“公众参与、协同网络、价值共创”层面传动“功能性调适”,在“资源传递、信息传递、权责传递”层面带动“过程性调适”,其赋能成效具有“杠杆、乘数和网络跨边”效应的典型特征。

摘要：公共艺术融入城市社区治理,以美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开端,通过民主文化、女性主义、种族平等、边缘群体的过渡,最终成为共建和谐社会、解决城市化问题、激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替代方案,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具有积极意义。从提升策略上来说,需要优化社区公共艺术实践内容,完善社区公共艺术实践机制,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认知。

摘要：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域社会治理的效能,提升社区专业化水平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测度问题。把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测度置于新时代社会治理转型与现代化背景下,综合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技治主义、符号权力的定义,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总结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测度的实践逻辑,分别是知识体制的权力依赖、市场取向的技术理性以及数字嵌入的社会合法性,在上述基础上可以尝试构建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测度模型。测度理论模型应用应充分考虑“治理用户”最可能所处的应用场景,坚持绩效-过程-对象取向评价相结合的应用策略,使模型解释力厚植于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土壤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这一测度模型构建是一种初步的理论尝试,其效度尚有待实践加以检验,但其指标设计与应用场景策略能为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测度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众多研究和实践成果证明,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对社会治理水平影响巨大。文化社群是建立在文化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最小社会单元之一,深入研究其如何参与社区治理以推动地方发展对全面提升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推进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环节和必然要求。上海市基本管理单元的建设经验表明,尺度重构能够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尺度重构触发空间尺度和权力体系的改变,并最终形成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的机制。在三类不同类型的基本管理单元中,尺度重构有效促进社区治理主体间实现互利性协作、治理网络联结或情感纽带维系,成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在基层治理中应当灵活施用尺度重构政策工具,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互动能力提升和共同体意识强化。

摘要：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治理难题日益成为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趋势。通过对上海市J街道“一点通”技术、网格化管理技术和智慧垃圾分类技术三个管理服务类信息技术应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三个信息技术在设计上试图通过职责、目标和过程路径增强社区治理在特定议题上的工作效率。然而,旨在增效的信息技术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形成了信息技术的效率悖论。效率悖论的形成可能与社区居委会的全面职责、效率优先和灵活治理三个特征相关,这些特征挤压了信息技术增效目标的实现空间。构建清晰的治理边界、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分类应用信息技术可能是未来解决社区信息技术效率悖论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