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互联网企业因其技术的专业性、市场占有的垄断性、信息传播的迅速性、辐射主体的全面性、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和潜移默化性,有必要对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完全有别于他类企业的特殊要求。我国现行'企业社会责任'私法规制不足,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区分理论,探讨了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私法规制路径与立法指导原则,创造性地将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区分为一般性企业社会责任与特殊性企业社会责任,并对这两种社会责任的内容做出了全新的设计。

摘要：后疫情时代,各国纷纷加强了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逐渐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新格局。我国亟待总结多年来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继续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营商环境制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特殊问题及现实需求,谨慎对待盲目对接世行指标的照搬做法,防止因“削足适履”而产生的制度问题;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行政改革沦为追求“量”的业绩而偏离改革初衷,应当充分发挥私法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将营商环境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微观市场主体相互衔接,通过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构建刚柔并济的营商环境法律制度。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私法路径是,以《民法典》等私法规则作为纽带,发挥私法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功能,以保障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为基本前提,进一步完善商事合同的交易规则,提升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及可预期性,增强制度感受力,最终确保营商环境制度的真正落实,并通过私法规则检视营商环境制度的构建基础。

摘要：私法上错误制度的理论基础为校正正义。错误制度的模型构建要实现保护弱势商谈方以及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错误制度对错误的程度要求重大而且对于错误方与非错误方均应当有要求,而且要规定错误制度排除适用的情况。PICC和PECL对此作出了恰当的回应。根据对错误制度的理解,应当对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进行改造,未来民法典对此要进行重新的立法设计。

摘要：不动产征收已成为频频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但是 ,作为公权力行使之一的不动产征收行为与人们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和他物权利益之间的冲突日益凸现。解决这一冲突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从私法的角度正确认识不动产征收行为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 ,在正确理解不动产征收与不动产征用关系的基础上 ,在重新审视现行不动产征收的制度的理论反思中 ,重新设计一个具有法律制约的不动产征收制度体系。

摘要：现代社会中公私法的渗透及由此产生的接轨问题日益复杂,尤其是在民法物权领域。物权立法要处理好公私法接轨的问题,应明确哪些领域可以由公私法互相借力,在制度安排上正确处理好公私权的关系。物权制度要实现公私法接轨,可从内部重构物权类型,淡化其纯私权的性质,从而通过行政特别法,形成所谓准物权制度。那么,在接轨构造物权制度时,要遵照宪法框架设计物权、对接行政法管制物权、设立公法责任保护物权。

摘要：当前 ,中国正在制定物权法与民法典。如何将自然资源物权化是其中的热点之一。本刊约请一批中青年学者就此进行讨论 ,认为物权立法应该立足于自然资源的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 ,进行准物权的制度设计 ,并围绕着林业权、水权、狩猎权、渔业权诸类准物权的立法构建展开论述 ,以期能促进相关立法的进一步细化。欢迎有识者藉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摘要：此处文章的论题是作者从“认真对待宪法”这一命题中捕捉到的。事实上 ,“认真对待宪法”这个命题本身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的法治尚处在启蒙的初期 ,另一方面更表明我们许多学者对于法治和宪法理解的偏颇。在一个法治国家中 ,大体不会有太多的人激情地呐喊“认真对待宪法” ,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是一个制度本身设定的客观存在问题 ,而不是一个人们认真不认真对待的主观认识问题。作者从这感性的命题中发现理性的问题 ,可谓敏锐和深刻。一个法治社会必定是一个理性设计和操作的社会 ,而不是一个感性呼吁和激情打造的社会。中国人容易感情用事 ,结果往往导致偏激。谈论义务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权利 ;谈论权利的时候 ,又往往忽略义务。谈论宪法的时候 ,又以为宪法无处不在。本文作者从所谓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着手 ,提出了一个所有学者都应该注意的问题 ,即公法和私法的关系究竟如何 ?公法对私法的影响与干预究竟在何时发生 ,在何种程度上发生 ?作者从较为广阔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了探讨 ,通过原理的阐释 ,制度的分析 ,经验的比较 ,实践的总结 ,最终得出了具有理论和经验依据 ,颇有说服力的立论。价值所在 ,至少对“认真对待宪法”和“宪法司法化”这样充满激情和气魄的命题提出了反向思维或全面思?

摘要：相比中华法系所呈现的发达的律令体系和悠久的礼法体系而言,私法与私权在这一系统内并未得到彰显。此种私法留白式的设计固然是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中国文化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有意为之。在以刑治为中心的法观念占主导的时代,留白的方式可以给予权利以自由的表达,充分尊重权利主体的意思自治,但也存在着权利保护方面的缺陷。中华法系中私法表现出的自由与自治不是国家成文法确认的成果,而是从意识形态到治理政策放任的结果。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时,需要发现中华法系这一私法留白特征的优势与不足,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比较历史文化,才能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背景下发展中华法系作出贡献。

摘要：农地开发许可权乃是我国《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的法权表达。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的核心在于是否持有农用地转用指标。理论上,"自上而下、统一分配、层层分解、指令性配额"的农用地指标管理运作模式,其本质上乃是我国土地管理践行"命令—服从"之单一公法方式的体现。实践中,规避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违法实施农用地转用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折射出农地开发许可权的运行陷入失灵的困境。从"两分两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到"地票"交易的政策演进脉络,虽形式上突围了现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制度下指标计划外取得的困境,具有化堵为疏的制度功能和价值,但其背后的逻辑乃是对农地开发许可权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宣示,是农地开发许可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重大制度创新。在法理逻辑层面,对农地开发许可权进行市场化改革,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可借助私法的方式完成土地管理任务,实现土地管理目标的"行政私法"原理。当然,这亦是"行政私法"原理在我国土地管理领域的深化发展、机制创新和实践体现。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制度亦应该以此为契机和切入点来展开实质性的改革。

摘要：民商合一前见影响了私法理论研究,导致主体法中行为能力理论出现误置,导致为自然人主体量身打造的行为能力制度泛化到法人,并生搬硬套到商主体,捏造出商事行为能力;婚姻家庭法司法解释受到商法理念误导,以商业财产性质异化婚姻家庭财产,交易规则扭曲了家庭伦理规则;财产法范畴体系矛盾,物权与财产权范畴位序不当,所有与占有制度功能定位不准;财产运行机制中无因性理论出现误置,格式合同规制片面。民商合一前见模糊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没有做到让民法制度规则遵循民法逻辑,让商法制度规则遵循商法逻辑,对于许多基本问题的理论解释缺乏说服力,制度设计缺乏针对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