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吉周家湾铜器自出土日起即备受争议,重新解读此组铜器,非常必要。首先,从青铜器工艺的角度观察分析,这组铜器是:1.同文化同工艺下的青铜铸件;2.是原属商中心文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到达越地后的本地铸造;3.从纹饰中出现的勾连C纹、蛇纹来看,此铜器组的制作不早于殷墟三期;4.铜器铭文出现了简单句式“强祸”,故此组铜器的制作,已然接近殷墟末期。其次,结合殷墟卜辞对“强”的记录,来解释周家湾铜觚内壁出现的铭文“强祸”,则意在卜问武丁之子“强”是否遇到了灾祸,或是在卜问秦先人弜(费)氏一支中的后族首领“强”或后族“强”是否遇到了灾祸。第三,钩沉史料可知,战国秦汉的文献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秦先人与商奄族群的记载:1.秦先人与有商一代的商奄族群全无瓜葛;2.秦先人要么来自商奄族,要么至少与商奄族群在商王政务中相随以共,在周公伐奄事件中,秦先人飞廉还被驱赶至“海隅”而“被戮”。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安吉周家湾铜器的存在,指示着商奄入越的路径,而秦先人与商奄君族的抵达越地,正是催生越国早期青铜器的根本原因。

摘要：越人言下的乐器"商句鑃",可以对应卜辞中的"益■",而"益■",当解以"伯益之句鑃"。这个推测可以破解上博《竞建内之》中商武丁因雊雉之惊而"量之以嗌■"这一令人迷惑的简文。"嗌■"应读作"嗌朓",实乃"益鑃"之异文。这个推测还可以回答《天问》对"启益交攻"传奇"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的令人费解的设问,两句当读作"何启罹忧,而能句是鑃"。殷墟墓葬出土的与越句鑃构造、功能相仿的商代小铙所反映的习俗,从铭文情况判断,很可能就与商奄族与秦先人这两支商代的族人有关,而据文献,秦先人恰乃伯益之后。这也使得我们判断,越人至晚自春秋以降执守句鑃之礼,并以"商句鑃"称呼"益鑃"这一古老的巫术法器,或与商王的联盟族——商奄族人或秦先人逃离中原、窜入越地有关。

摘要：清华简《系年》的公诸于世,使得学术界不得不重新探讨秦先人与商代的商奄族群的关系:到底如《系年》所言,秦先人来自商奄?还是如《秦本纪》所言,秦先人自东土首迁至晋南再迁至西疆?据殷墟卜辞,武丁征南土过程,同时启用了'商奄'集团、'雀'与'弜'三方的军事力量,而后两者,即最可能就是《秦本纪》所言之秦先人:鸟俗氏与费氏。顺着这个思路,不但在文献中寻找到了以下资料:不独鲁、宋之间存在着'费'地和'南燕国',晋南地区也存在着谐自'费'音的'彘'地和'南燕国';而考古数据让我们看到了:'秦人东来说'可以成立,而赣江东岸的商文化遗留,很可能与武丁卜辞中的'雀'方—也即文献中的'南燕国'的南封方有关。审视《秦本纪》中对秦先人的记载,以及战国简书所流行的与之截然不同的表述,并结合以上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秦先人至晚至武丁时代起即与商奄族同为商王的武官阶层,两者属于长期相随与共的战争伴侣关系;周践奄之后,确有一支秦先人与商奄族群一起被直接迫迁到了今天甘肃、陕西交界地带;《系年》与《秦本纪》的表述差异,正反映了战国'野史'与'正史'之间的差异。以商奄史为观,则前者不一定不可靠,而后者也未必处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