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追诉和惩罚犯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案件数量的激增,单一的程序设计已不能满足解决纠纷的现实需要。自1996年至今,大陆正通过三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及司法改革的强大助力推动刑事程序分流的动态调整。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地区以确立“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为契机开启的分流制刑事诉讼改革也已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如今仍在持续。两岸虽基于相似的背景启动改革,但在实际的分流效果、服务对象、指导思想、分流布局方面都呈现出较大差异。在审视两岸刑事程序分流机制的经验及教训后,大陆应延续制度设计的既有优势,实现刑事程序分流改革的再发展。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分流,既包括审前程序诉与不诉的分流,也包括审理程序繁简有别的分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为刑事诉讼审理程序的分流开拓了更多的路径,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从刑事一审的程序设置上来看,全部案件被基本划分为认罪认罚、认罪不认罚、不认罪认罚三大类,在程序的具体规定方面,出现了外部适用重合、内部分化不足导致的"简者不简,繁者不繁"问题,进而致使简化审理程序整体层次性削弱、适用性不强。因此,从程序分流的宏观角度,需对案件的各审理程序加以明确的划分;从程序设计的微观角度,则是要在各审理程序内部,以案件的认罪认罚情况为技术进路,对相应的规定加以调整。

摘要：为了实现以最小的司法资源投入收获刑事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我国开展了有关刑事案件分流程序的探索。但是从当前分流机制的实际运行来看,过度集中于庭审的简化方面而审前分流和繁简分化的程度不够,表现为辩方程序参与不足和控辩双方程序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分流效果有限。通过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分别对人们公正的认知和控辩双方在程序中的心理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增强程序参与、提升控辩双方积极性应为刑事程序分流机制的核心。为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改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分流层级、引入协商程序,并通过各种程序"转向"以及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保障被告人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同时注重被告人权利保障以及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实践。

摘要：相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及实施初期,刑事程序分流的立法规定及司法解释在日益完善。但实务中在实施这些分流时反馈出的各种情况及一些突破法律规定的创新措施仍然表明制度设计中还存在分流机制单一、操作不够规范、高位价值疏忽等一些不能适应目前刑事司法实践需要和刑事诉讼程序发展趋势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观念上对程序分流缺乏科学的认识、分流程序复杂、适用条件严格、检察追诉裁量权定位不妥等因素的影响。

摘要：正式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速裁程序在适用比例上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其内生性的速裁动力系统尚未得到建构。具体而言,量刑协商范围狭小、从宽处遇确定性不足、值班律师效用不彰导致辩方无意于选择速裁程序;程序简化不足且错案风险增加导致裁判方无力适用速裁程序;而形式化的证明标准和畸低的控方败诉风险又消解了速裁程序本应具备的正向激励机制,导致控诉方怠于推动速裁。因此,为从辩、审、控三方激活速裁动力,有必要加强辩护权保障、扩大辩护方协商空间,推行法定证明标准实现方法实质化并落实证据不足案件的无罪比例,使速裁程序真正成为具有自发生命力的制度设计。

摘要：在轻罪案件于刑事案件大幅占比的情势下,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偏低,未能充分发挥出轻罪案件的处理优势。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合理划定关涉审判程序体系内部结构的科学化以及轻罪案件的分流效果。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根据是构建速裁程序的基础,亦是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得以精密设计的关键。现行立法关于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设置缺乏合理的逻辑,这不仅导致速裁程序偏离预期的制度定位与功能定位,还不当侵犯被追诉人的速裁程序适用权。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规范化改革进路是,塑造速裁程序的独立品格、严格程序间的转化条件,厘清“认罚”条件的基本内涵、矫正速裁程序之功能溢出,尊重被追诉人的速裁程序适用权与选择权、构建权利型速裁程序。

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应当彰显人权保障的主旋律,并将这一立法目的贯穿始终。基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殊力量对比关系,应特别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将其作为修法的首要任务。应坚持从诉讼的特有规律和要求进行程序设计,通过诉权对裁判权的有效制约,实现程序的诉讼化,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应关注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在程序设计上体现出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最后,立法的目的在于实施,通过程序性救济及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完善,强化程序刚性,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摘要：目前在法学界都普遍接受了程序正义、程序至上的观点时,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所反映的事实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程序过剩,而对于此问题的出路并非在于舍弃程序而是要加强程序分流,同时完备程序设计上的不足。

摘要：附带民事诉讼在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困境是难以实现被害人的赔偿请求与解决案件分流。通过实证考察,刑事和解可以有效解决上述困境。基于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也有一定契合性,因此,可以考虑从刑事和解的角度来完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摘要：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及犯罪的轻重程度不同,对精神障碍者实施犯罪侦查阶段的处置程序应当有所差异。我国侦查阶段精神障碍者轻微犯罪的处置程序并无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实践执法任意。域外侦查阶段警察对精神障碍者实施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程序分流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当代中国应建立侦查阶段精神障碍者轻微犯罪的程序分流机制,可在借鉴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经验并结合中国刑事诉讼实践的基础上展开设计,具体可从中国刑事司法体系与社会救治体系相互协作的角度来打造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