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入法已届十年。期间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持续受到关注,不断丰富发展,但在制度设计和实务运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和完善。本文着重从制度层面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价值应由重视实质真实发现、防止认定事实错误,转向强调程序正义价值,突出程序制裁功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针对的是侦查人员违法取证情形,保障的是证据的合法性,而不应与保障证据真实性的证据审查、认定、采纳的规则混为一谈;在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方面应尊重被讯问人意志自治,并最终确立自愿供述规则,而无须纠缠于非法取证的表现形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贯穿于刑事诉讼各阶段的现行做法既不符合诉讼规律,也不切合司法实际;我国排除非法证据制度的完善要着力构建以宪法为统领、以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体系,并建立健全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实施的源头规则和配套措施。

摘要：审判时被告人在场是实现公正审判的一项前提条件。义务视阈下被告人在场主要强调效率价值与案件真实的发现,权利视阈下更多关注司法公正与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应到而未到庭'时,即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以作为对席审判的例外情况。从制度的发展来看,该程序可被归纳为'程序制裁型'和'程序便利型'两种模式,其中后者又包括'义务豁免''权利放弃'两种类型。刑事缺席审判的制度设计应该以'便利当事人'为目的,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构造,基于此,被告人已经死亡的不该成为缺席审判的情形;要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知情权、救济权和获得辩护权,避免制度落入'程序制裁'的窠臼,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守住公平与正义的底线。

摘要：自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231条对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作出“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的明确规定以来,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措施在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措施的适用在理念和操作上还存在一些需进一步探讨之处;在我国即将对民事执行单独立法之际,澄清该措施的基本属性和应然功能,是通过立法完善该措施、构建更合理的规范的基础。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措施,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缩;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措施的基本属性应当是执行保障措施,基本功能定位应当是执行威慑而不是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或者制裁。未来的民事执行立法应当回归使用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这一概念,将其功能定位为执行威慑和执行保障,并设计提前预告该措施的程序规范及完善救济机制。

摘要：鉴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不足,在刑事立案中,公检法三机关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现象。因此,针对公检法三机关立案管辖案件的不同,就其立案监督的立法现状进行反思,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分别提出若干具体可行的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