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上,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通过收入替代效应等渠道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而削弱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功能。不过,由于无法准确界定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边界,以及无法有效处理两者关系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相关研究结论长期面临较大的争议。基于我国县级层面的财政税收和宏观经济数据,并结合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Fuzzy RD)的思路重新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其规模的增加都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进一步地,对应宏观层面税收努力的下降,转移支付的增加降低了辖区内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但主要影响地方政府具备征税权的企业范围。

摘要："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利用中国2000-2014年1795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县财省管""扩权强县"和综合的"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省管县"扁平化改革,都对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分地区的检验结果显示,"省管县"改革对基层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其中,所有类型的"省管县"改革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县级政府提高税收努力,但却降低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在探讨上述结果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一是设计合理的转移支付补助模式,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作为拨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依据;二是构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级政府的利益;三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改革模式和进度;四是将财政管理改革与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结合,构建地方财力与事责的挂钩机制。

摘要：本文以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税柄法对30个省份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行了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税收努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自给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税收努力指数在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差别较大,绝对β条件收敛检验显示不同省份税收努力指数存在收敛趋势;（2）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税收努力越小;（3）随着财政自给率的增加,税收努力呈现增强趋势。

摘要：利用1995～2006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本文对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努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税制结构设计的灵活性不足使得一些地区的地方税收比率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脱节,失去了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2)我国大部分省份的税收能力被利用的程度整体偏高。这说明我国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不是由于地方政府征税努力不够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造成的。因此,地方政府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主要应当从削减预算支出或者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着手,而不是一味的想办法增加税收。

摘要：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可以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税收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税制的税收分权契约性质具有强烈的税收激励作用;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我国正处于"税收增长红利"集中释放期。未来第一种因素的作用将减弱,第二种因素的作用部分消失,第三种因素的作用依旧存在。从长期看,由于税收增长红利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税收仍可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摘要：以2002-2011年的省际数据为基础,采用代表性税制法对29个省份的企业所得税税收努力程度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1)2002-2011年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努力不断上升,税收努力上升对企业所得税增长的贡献为15.49%;(2)2002-2011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税收努力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因此,建议适当改进税收计划,即根据各地的税收收入能力、税收努力程度来确定税收计划。

摘要：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可以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税收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税制的税收分权契约性质具有强烈的税收激励作用;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我国正处于"税收增长红利"集中释放期。未来第一种因素的作用将减弱,第二种因素的作用部分消失,第三种因素的作用依旧存在。从长期看,由于税收增长红利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税收仍可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摘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隐患,妥善化解存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打赢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着力点。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过程与机理,并采用200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由激励契约提出的假设条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央政府制定赋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主权的“事前”激励手段有助于地方政府努力管理债务;(2)中央政府依据地方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和税收努力程度两种观测信息设计“事前”激励契约是有效的;(3)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努力水平的激励是“临界型激励契约”,且中央政府的激励水平与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存在帕累托最优均衡点;(4)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理显性和隐性债务努力活动的“事前”激励大小取决于两种活动努力成本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