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摘要：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人力资本投入是企业数字化的核心动力之一。税收政策中存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丰富设计,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发展。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术创新,且在职工教育支出比例更高、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以及成本和税负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效果更佳。机制检验表明,提高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能够通过降低职工教育实际成本,增加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带动企业数字资本和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能够强化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加快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本研究有助于深入剖析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微观机理,也为精准设计税收激励政策激发企业数字化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经验支撑。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把握新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系统性重构产业体系、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为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在深入研究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税收激励机制、系统回顾产业变革的历史演化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孕育产业新变革的政策激励新格局,精心设计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税收激励机制设计,着重在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未来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等方面发力。

摘要：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收入的基础性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该税改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改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职工教育经费税改引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使员工平均工资增加,进而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员工议价能力的提升能够加大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规模越小、所在行业集中度越低,劳动收入份额所受的正向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职工教育经费税改缩小了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从职工教育视角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当前中国城市存在商住用地供给失衡的结构问题,但鲜有文献研究其原因。本文利用“营改增”试点,发现地方政府的税收激励影响着城市内商服和住宅用地的配置。具体来说,“营改增”后地方政府显著减少商服用地出让,有助于缓解住宅地价过高。改革前营业税占比越高(服务业占比越高),财政收入越多,土地供给约束越强的城市,在改革后商服用地出让的减少程度越大;改革前越依赖土地出让金的城市,在改革后越是增加住宅用地的出让。本文的一般含义是,税制设计可以改变地方政府行为,优化城市用地结构。

摘要：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有效激励企业创新,是我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关注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基于总量视角证明了选择性税收激励政策效果的平均有效性,文章着眼于创新投入的个体异质性视角,分析高新企业技术认定这一选择性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异质性效果。文章首先聚焦于获得高新技术资质的样本企业,控制政策非随机性带来的选择偏差,其次采用PSM方法控制个体差异,计算先认定企业与后认定企业同一时期的研发创新增量,最后利用Logit模型检验认定次数、认定企业规模、政策执行环境等政策特征对企业创新增量方向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对首次认定企业、小规模企业、市场环境发达地区企业激励效应更强,微观企业在响应政策的环节中受到管理层短视、知识存量与调整成本的影响。为提高政策创新激励效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优化应考虑到政策设计、实施对象以及执行场景的特点,注重长效激励、灵活施策,并不断强化营商环境支持。

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消费扩内需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减税是降低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考察减税对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机理和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了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升级指数,具有扩容提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从供需两端刺激居民消费,遵循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收入机制的消费升级效应更为持久;“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收入组别家庭间的消费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更大。因此,建议降低企业负担,助力居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激发社会消费潜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供给。

摘要：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更需要从税收政策上提供必要的激励。政策设计的战略思路为:强化税收激励政策的战略目标;构建公平透明、有利于创新的税制环境;强化对R&D活动的直接激励;鼓励产学研合作;加强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对创新型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