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已然获得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背景下,是否应当赋予省级监察委员会以监察规章制定权便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且形成了“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立法权限的转移、立法效率的考量、观照地方实际、立法中的“配备”惯例、监察机关系统纵向上的领导关系、纪检监察联合发文的需要等支持理由,为主张省级监察委员会应当享有监察规章制定权的观点提供了充分论证。赋予省级监察委员会以监察规章制定权,具有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正当性。基于监察法治原理,赋予省级监察委员会以监察规章制定权,既需要从实体层面提供解决方案,又需要从程序层面进行程序设计,还需要构建监察规章的双重备案审查机制,从而确保地方监察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摘要：香港特区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对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遴选的影响,集中地体现在首席法官遴选程序上。基本法有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遴选程序的规定符合基本法所设计的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相制约的宪制制度。尽管基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举足轻重的宪制地位,基于特区司法权对社会和政治日益重要的影响,首席法官的遴选很难避免政治考量。任何对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程序的改革建议,都应该建立在维护基本法框架下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在首席法官遴选程序中的作用之基础上,通过增加遴选程序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从而避免首席法官任命的泛政治化。

摘要：对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民众的呼唤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草案正式审议的推迟一年又延一年。原计划在今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三读”，又突然改变预定，计划让位于变化。虽然这类立法作业的迟缓或者延期并非没有相当的理由，例如围绕制度设计存在意见对立、实施的配套条件尚有欠缺等，但舆论与权力机关之间存在隔阂，确属不争的事实。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规范我国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对于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军事机关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统一的国家立法规范。当前,军事机关立法权在权力本源、行使依据和立法体例等方面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与挑战。应按照"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的总体要求,立足我国的军事立法体制和军事立法实践,对军事机关立法权的《立法法》规范进行深入研究,找寻解困路径,并对体例设计和内容规范提出具体完善对策。

摘要：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建设成效如何?省人大常委会用好用足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的立法授权,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精准有效衔接,突出制度集成创新,做好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中国特色、海南特色相衔接的制度设计,高效有序推进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建设。

摘要：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立法权经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放权的过程。正如"较大的市","设区的市"的概念是中国独有的。从地方自治理论上讲,地方立法是地方自治的形式,只要是地方自治组织,有地方的代议制机构,就应当享有立法权。但由国家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宪法体制决定的,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显然,《立法法》修改后对设区的市的立法赋权的时机并不成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实践中暴露诸多问题。因此,对设区的市立法权有必要在赋权的基础上加强法律控制,实现赋权与控权的平衡。目前,针对设区的市立法实践中出现的弊病,在宪法修正案和《立法法》的规范基础上,应当通过法律解释和具体的制度机制的设计加以解决。

摘要：有限政府理论首先意味着对立法权的限制,因而多数国家选择运用司法审查制度限制立法权,但这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系统分析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从权力特征角度进行对比观察,两者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博弈关系并存在权力"势差",即:立法权民主性与司法权中立性、立法权支配性与司法权被动性、立法权至上性与司法权终局性之间的博弈关系,这种对比分析对于后发宪政国家设计合理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基础性意义。

摘要：由香港现任特首私宅僭建而引发的2012年末至2013年初的弹劾案无疑是《基本法》在弹劾制度上的一次最初尝试,本文从香港《基本法》构架下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互动关系角度尝试理清香港弹劾制度的法理意义。香港的弹劾制度植根于普通法系下的政治制度架构,体现了《基本法)近年来"立法吸纳行政"的新的政治发展趋势,本文认为香港的弹劾制度实际上对香港传统的"行政主导制"形成了挑战和冲击,其本质在于《基本法》框架下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二元互动,这种政治权力配置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主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该种互动机制应该被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而一方面确保香港特区政府的稳定运转,另一方面推动香港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重要制度设计。但这一制度设计在实践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一定程度上“逾越”了法定界限,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运用程序不统一、不健全以及合法性审查标准不明等,因此,在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进行理论反思、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存废之争”进行回应的基础上,我们应明确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的法定界限、健全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运用程序、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以使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权制度不断完善。

摘要：厉行宪政，固然要进行宪法改革，理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建立宪法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等等，但是，这些制度设计必须立足于相应的社会基础之上，否则，即使这些制度如期构架起来，也可能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而很难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宪政秩序，这已为近年来过于注重制度建构而忽视其社会根基培育，进而导致“法律纸面化”的法治误区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