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数据税步入立法程序的“元问题”,影响具体的立法路径与功能侧重,进而左右具体的税制要素设计。专门税和传统税是数据税立法的两种模式,相互之间并非“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根据数字经济发展需要自由组合的“不定项选择题”。数据税立法既可以选择复合税制结构,在传统税中予以课征,承载财政收入筹措主功能,同时开征数据专门税,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也可以仅在传统税种中予以课征,并在既有税制上作出有限的针对性调适。完善传统税的数据课征规则是我国数据税立法的当前任务,未来仍须循序推动数据专门税立法。

摘要：国家安全风险是风险中的风险,要以规则的确定应对风险的不确定。国家安全立法模式决定了国家安全立法的质量和效能。我国国家安全立法模式是在宪法指导下的复合立法模式,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行政法+刑事法”的双轨制立法。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立法模式存在宪法协调政治和法治的关系仍有不足、重要立法定位不明和位阶冲突、立法相对滞后且主要分布于传统安全领域、“小切口”立法附随了“碎片化”效果、双轨制立法不同步等突出问题。要重点完善宪法指导下的双轨制立法:加强宪法顶层设计,为国家安全法治提供重要的宪法遵循和宪法依据;重视发挥行政法前置性立法的先发优势,避免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逐步推进国家安全法律法典化的进程;刑法充分发挥保障法作用,分阶梯对接行政法,统筹好扩张和谦抑、预防和惩治等关系。

摘要：在知识产权体系中,外观设计系界于作品与发明之间、兼具审美和实用功能的特殊客体,这种复合特征决定了保护模式的多样性。就此而言,单一的版权或专利模式具有针对性不强或力度不够的弱点;多重保护又存在叠床架屋、激励过度的缺陷;只有量身定做的专门模式才能满足外观设计法律保护的客观需求。实际上,专门模式已是当今世界外观设计法的发展趋势,自应成为我国立法机关的理性选择。

摘要：立法模式不仅是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关系立法的价值基础和适用原则的问题。而日本文化产业的立法模式存在着"基础法加单行法"之说。实质上,日本文化产业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是在文化产业思想、政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经过立新法和修改旧法,形成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类、文化艺术类、信息产业类、观光旅游类等细分行业法,以及知识产权法等特定事务法构成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借鉴日本文化产业的立法模式及其形成过程,我国当前应当加速对既有文化产业类法律法规的修改,逐渐推进《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

摘要：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保护的现行立法主要采取多层次、多部门的综合性法律保护模式,制度设计上有多宏观、少具体、欠针对性和欠可操作性的特点,保护方法上有突出的重公法保护而轻私法保护的倾向。因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保护在法律层次上应采取相对集中独立的立法模式。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对双碳目标提出的权威政策部署。当前双碳领域存在着法治话语薄弱的状况,国家立法呈现碎片化特征,繁多的地方立法存在效力诘问。基于政策系统与法律系统的话语表达差异及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要求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一政策话语转化为法治话语。经由作为政策话语与法治话语连接点的立法模式,“积极推进”即为从当前的分散式立法模式转向综合式立法模式;“稳妥推进”蕴含了从单一式立法模式到协同式立法模式的转换。具体而言,在综合式立法模式之下,双碳基础性法律的名称应为“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该法具体条文设计应关注公主体与私主体权利义务的双向建构;在协同式立法模式之下,国家要对现有双碳相关立法进行法律清理以实现内部协调,地方要促进双碳专门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协同创新。

摘要：我国危机处置法存在重特别的危机立法、轻统一的危机立法,重实体、轻程序,重分散型的应急机制、轻整合型的应急机制,重封闭性的应急机制、轻开放性的应急机制等缺陷。危机处置法的目标模式应兼顾效率和保障公民权利。法体模式应是统一立法与单行立法相结合。制度模式应以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为设计主线,主要包括危机状态的决定和宣布制度,实施制度,变更、撤销和终止制度,以及危机状态的信息预警制度,应急储备制度,协调制度和社会支持制度等。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以解释、界定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刑事诉讼立法中独具特色的证据确实、充分为体,排除合理怀疑为用的中体西用立法模式。然而,立法策略的成功无法遮蔽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在体系、逻辑方面的瑕疵以及司法适用中的难遂人意,刑事证明标准再改革中＂两个基本＂复归、客观性复兴的逆向而动倾向即为最佳注脚。制度设计者实用主义的立法策略是促成中体西用立法模式的直接诱因,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于认识论的僵化理解及对刑事证明标准定位的失当。未来的改革应当厘清刑事证明标准的定位,明晰其可能的作用与限度;超越体用思维的束缚,尊重实践智慧,实现法律体系的融贯。

摘要：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兴奋剂行为刑事司法解释,为准确适用刑法惩治兴奋剂犯罪提供了依据。然而,要实现对涉兴奋剂行为的全面有效规制,立法入罪仍然是必要的。为此,对兴奋剂入罪应当采取何种立法模式进行深入探讨。以行为类型化为基础,将涉兴奋剂行为抽象为供应型行为、推使型行为和使用型行为3种主要类型,分析了国外刑事立法对不同类型涉兴奋剂行为犯罪化所采用的具体模式,以及不同立法模式在目标法益、结构安排和内容设计上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学界对兴奋剂入罪立法模式的主要观点,认为按照我国刑事立法体例,应以社会管理秩序为立法所保护的主要目标法益,将我国刑法第6章第7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修改为"妨害毒品、兴奋剂管理罪",并于该节增设"非法生产、运输、销售兴奋剂罪""非法提供兴奋剂罪""组织、引诱、教唆、欺骗他人使用兴奋剂、施用兴奋剂罪"和"强迫他人使用兴奋剂罪",将供应型行为、推使型行为纳入我国刑事立法,使用型行为可通过其他手段予以规制,不必动用刑罚。

摘要：从比较法的视域看,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有非债清偿模式、一般条款模式、但书模式和主观列举模式等。我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立法,应当既立足于历史渊源,又面向未来保留法律续造的空间,既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合理吸收比较法的经验,同时也结合自身民法整体结构和司法实践需求,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具体应当维持自民法通则以来的不当得利一般条款并作为不当得利法的总则,在分则部分规定复数的分立诉权,包括非债清偿、不法原因给付、转化物之诉等类型。在条文设置上力求通俗实用便于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