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应重视初次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而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将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并对企业初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竞争政策通过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并利用《反垄断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竞争环境改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垄断法》实施显著提升了高垄断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且随着反垄断执法强度加大,其对高垄断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愈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反垄断法》实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市场上的要素组成效应与产品市场上的成本加成效应等途径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升了普通员工收入份额、缩小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兼顾了共同富裕。本文研究丰富了《反垄断法》实施的政策效果评估相关文献,为国家达成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不仅是特定政治及经济环境的内生结果,而且最终也将通过市场绩效的表现重塑政治及经济环境。本文对竞争政策的兴起及变迁进行了回顾,并总结了中国竞争政策设计所面临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竞争政策的目标、例外情形、并购限制及行政垄断问题。笔者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本身国情约束下,竞争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会更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容纳转轨及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所遇到的复杂问题,并能够使竞争政策真正发挥相应的效用。

摘要：新型全球化的国际格局演进与竞争政策域外适用扩大化的变革正在相互交织。构建我国竞争政策的法治保障体系既有良好基础,也存在必要性。应注重区分竞争政策及其法治保障在国家治理和市场运行两个层面的理论意蕴,依照宪法将竞争政策法治纳入国家治理层面的话语范畴,使其真正成为顶层设计。要在完善法制建设基础上,协同适用产业政策的自律性制度和竞争规则的他律性制度,继续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产业政策和财政配套的约束监督机制,不断提高执法和审查的专业性,并推动形成市场挂帅而非经济指标挂帅的政务考评体系,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摘要：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我国需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我国制定的经济政策,对市场主体应对经济政策的经营策略调整动向预估不足,部分政策偏离市场经济规律。需要制度化和规范化社会主义公平竞争审查的顶层设计,吸纳各类市场主体的合理诉求,遵循价值规律,保障社会公众参与,应对自查机制中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和多目标决策困境。在强化党中央全面领导的指引下,由中央设置独立的高层专业权威机构负责执行与监督,建立全社会内外结合的审查机制。

摘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二者关系的发展趋势是竞争政策逐步成为优先选择。从理论上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在政策目标、理论基础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既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一致性,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长期以来中国产业政策一直居于强势地位,但是其政策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与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竞争政策的地位将更加重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的设计非常关键,在充分发挥竞争政策作用的同时,要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关系。

摘要：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在提高居民工资的同时有效缓解薪资差距,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将市场势力引入收入分配问题中,基于工企数据和反垄断行政民事诉讼数据和最低工资数据组成的合并样本,构建了“企业-员工”私人议价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情境下的工资决定机制。研究发现,产品与劳动力市场具有“双边市场势力关联”特征,企业可以根据竞争环境的变化,调节双边市场势力的分配。在上述环境中,企业向劳动力市场扩展势力不仅使员工租金分享能力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技能员工间的工资差距。这种市场势力关联引发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具体表现在,产品市场推动的政策改革虽然减弱了企业产品市场势力从而有利于效率提高,但是其引致的企业向劳动力市场扩展势力的行为却会使员工租金分享能力降低并扩大收入差距。据此,文章认为加强《竞争法》与《劳动保障法》的协同可以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竞争政策也需要建立起“收入分配中性”的执法原则。

摘要：从以产业政策为主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经济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旨在充分发挥反垄断法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作用,确保其他政策与竞争政策保持一致。以一种干预约束另一种干预,意味着反垄断法实际地位的提升与作用的拓展,必须依赖于宪法的权威;同时又不能逾越宪法的授权,避免将其推至绝对优先的地位,不当削弱其他政府干预。这一命题准确的法学意蕴,在于以竞争为导向的跨部门法的法秩序重整。从基本权利保护到尊重私法自治,再到考虑政府干预的经济合理性,最终着眼于确保经济秩序的整体正确性;在与宪法、民法、行政法的对话中,反垄断法回归到“经济性宪法”的地位,形成对其他公共政策的制约。有效落实这一顶层设计,需要基于反垄断法,又必须超越反垄断法:需要以反垄断法的理念、标准和工具统领整个监管体系的构造;更需要以其他法律弥补反垄断法的局限,共同为维持和强化竞争创造条件。

摘要：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伴随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转型,日本政府也在不断摸索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两者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产业政策主导时期"、"竞争政策强化时期"和"协调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日本政府通过部门职能分工、制定共同执法指南、明确实施细则、共同实施政策评价制度以及竞争影响评价制度等来构建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根据日本经验,中国政府应考虑完善竞争政策法解释论、提升执法独立性、重视市场竞争状况评估、健全竞争政策制度设计;深入具体行业实施产业政策"个性化"转型方案,重视经济民主的判定准则,科学评估产业政策;尊重消费者权益和中小企业"经营自由权",营造尊重竞争的软环境。

摘要：竞争可提高效率、促进创新、带来更广泛的产品选择和更好的质量,从而提高消费者福利。竞争政策在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说明探讨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可如何促进这些目标。竞争政策,如果按照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情况加以适当设计和有效执行,可望在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和发展方面补充其他政府政策。为此必须优先重视对一国人民和经济至关重要的部门。某些协议的豁免和农业中一些做法(例如农民合作社),可改善小农生产者的效率和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政策设计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将自由和公平竞争视为竞争政策的两大支柱。通过消除和威慑反竞争做法,竞争法的有效执行和倡导在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对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商业协议免于适用竞争法,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十分必要。

摘要：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竞争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根本保证。当前,加快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全面落实竞争政策,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竞争政策体系、制度设计、竞争倡导和竞争影响评估等维度介绍了欧盟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