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简约治理为视角,以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分析架构,探讨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从治理体系层面看,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约治理内嵌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设计,体现为“简洁的政策定位”和“集约的政策系统”。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层面,简约治理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有助于充分发挥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其中,简洁的政策定位有助于协调差异性,实现低成本治理;集约的政策系统具有整体性,保障高效能。简约治理视角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优化包括“以简驭繁”,坚持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化繁为简”,完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简而不少,简而高效”,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体制机制。

摘要：基层减负令是为改进基层治理、增强政策执行力和增进基层干部获得感而推行的政策举措。数字技术在嵌入基层场域过程中重构了基层治理的组织内核和管理过程,带来基层权力运行与主体互动关系的调整,并依托“技术治理+制度治理”建构起精细化治理的融合性框架化解基层负担,然而在实践情境中衍生出的基层“增负效应”值得关注。为探究技术为何成为基层负担的内在机理,基于技术—组织互构理论构建“技术—环境—负担”的分析框架,结合湘南X镇的案例深描发现:技术赋能基层减负存在能力停滞、合作受阻和认同缺失等多维困境,其根源在于技术与基层情境的耦合度低、技术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以及技术被制度形塑与同化。基于以上成因,在技术赋能基层减负的主体、客体和方式方面,应当规范基层干部的负激励机制,重视正激励机制;树立简约治理理念,搭建社会信任机制;界定技术治理边界,科学设计技术嵌入方案推进基层减负,推动技术由“负能”转为“赋能”,促进技术与基层治理能力的平衡互配。

摘要：当前,面对“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构建乡村公共秩序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政治、规则、公共性、心性秩序。乡村政治性的建设是根本;基础性规范的重塑是基础;公共性和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是核心;同时,所构建的公共秩序必须与当下人们的心性秩序相契合,才能保障乡村长久有序平稳运转。当今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并不是要建构一套烦琐的“技术治理”体系,而是要探求一种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以公共规则为依归的、建构在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简约而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摘要：对乡村德治的理解可以有两种基本认识:第一种是与以德治国方略一脉相承的精神文明视角,即将德治指认为涵育人们主观精神的举措;第二种是治理文明视角,即将德治指认为借用道德规范的非正式制度治理。从乡村德治在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密集编制的几份涉农文件中排版布局的差异来看,党中央制度设计中的乡村德治本质上就是两种认识的综合。当然,在治理文明角度理解乡村德治有其特殊的任务安排:一方面,制度化实践的乡村德治可以解决“法律够不着,道德管不住”的治理问题;另一方面,制度化实践的乡村德治也是在基层治理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激活村级自治活力的重要选择。而从道德的主体性与规范性统一的角度来看,要保证制度化实践的乡村德治有效运转,仍然离不开道德教化的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