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算法作为一种决策或预测的技术存在,既重塑人类生产方式,也冲蚀法定权利、削弱道德原则、损伤相关者利益。从算法作为决策价值承担者和决策责任分配者等两个方面,厘清算法决策承载价值并非中立。因此,以推动“算法向善”为目标,从道德阈限、责任界分、技术嵌入等维度提出对算法进行价值敏感设计,进而实现算法决策的公平、准确与客观。

摘要：算法决策是设计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行为。工程设计人员通过算法模型构建人工道德主体的设计路径存在着“知”“情”“意”三重伦理困境,其产品应用会引发哲学上的主体性问题,即算法及其设计主体、用户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形成的决策行为引发主体责任分担的难题。在设计哲学看来,单纯以从自我出发与从他者出发为依据的设计思想,都不能很好地化解算法决策引发的主体性问题。列维纳斯的他者性伦理思想避免了设计者和用户的对象性关系,但绝对的他者性容易导致设计主体的自我迷失,从而降低设计主体的创新意识。经过批判的温和的他者性思想有助于解决创新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对立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算法决策中的主体性问题,并将主体性增强明晰为算法决策中的设计者责任。

摘要：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算法决策极大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与此同时,算法决策带来的算法歧视、决策“暗箱”、责任性缺失和可解释性不足等困境,导致政府面临着新的决策公平性挑战。本研究基于简化理论和计算机作为行动者理论,分别从人工智能算法简化性视角下的任务客观性和拟人化视角下的情感相似度出发,构建了2(算法任务客观性:主观任务vs客观任务)×2(情感相似度:高vs低)的两因素被试间实验,以1356位上海市居民为被试,分析了任务客观性对公民算法决策接受度的因果关系,检验了情感相似度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感知公平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执行主观任务,公民对算法决策执行客观任务时的感知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接受度更高。相较于高情感相似度,低情感相似度的情境进一步强化了公民对算法决策的感知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接受度。且当情感相似度较低时,感知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在算法决策客观性影响算法决策接受度之间发挥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对于算法决策简化属性的情境变化和拟人化边界做了思考,并对公共部门如何引入算法进行辅助决策和改进算法设计提出了对策建议。

摘要：伴随算法决策在行政、司法和商业等领域的深度应用,隐私泄露、算法歧视与人类自主性受损已成为三大主要风险。为防范该类风险,首要的是须重申、确立并加强人的主体地位意识,以此反向定位算法决策的工具属性。在此前提条件下,亦应借力他山之石雕琢己玉,积极借镜以美国、欧盟和德国为代表的域外经验,研习其有关算法决策的制度构建与规则设计,尤其要关注法律制度、规则设计的针对性与专业性。当然,更需立足我国国情,切实把脉时代发展,在适时运用比例原则以加强算法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同时,科学合理界定责任主体,明确制定该类风险责任承担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最大化降低因法律模糊性而遭致数据主体的二度伤害。

摘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自动化决策广泛介入行行政治理领域,并促发了行政治理的智能转型。在行政治理实践中,相较于人类决策而言,算法决策具有自动性、模糊性和系统性特征。目前,一些行政机构运用的行政自动化算法决策的上述特征给公民的隐私权、平等权和正当程序权利等基本权利造成严重威胁和侵害。为了避免行政治理领域算法权力的异化,需要建立面向行政自动化算法决策的正当程序装置。依据算法决策多阶构造,建立以被遗忘权、算法决策知情权、反对权以及算法解释权等四维权利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正当程序装置的合理架构设计,尽可能地保证算法决策的透明性和可责性,真正发挥算法自动决策在促进行政效率和行政公平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以TA15钛合金筋板特征构件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图像感知的实时监测方法,通过对图像进行捕捉获得任意时刻下的筋槽充填状态,并结合有限元模拟研究了筋槽中的材料流动及充填规律;其次,基于RSM-GA构建了双响应面回归模型,以此优化设计坯料尺寸参数,并利用GA优化算法开展智能决策;同时,建立不同坯料对筋槽充填的BP神经网络智能预测模型,配合PSO算法的智能决策进行稳健优化求解;随后,通过对比两个模型的优化解,得出RSM-GA模型精度较高且优化解的充填效果更好;最后,利用图像感知进行RSM-GA优化结果的物理实验模拟验证,证实了该研究在获得最佳筋槽充填的同时,可弱化坯料优化设计中不确定性因素波动的影响。

摘要：尽管越来越多重要的任务和决策被委托给了算法,但因算法的计算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用户无法理解算法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导致其难以信任算法,甚至出现了“算法厌恶”的现象。相应地,算法透明度通常被视为可信任人工智能的基础,并在过去几年的学术辩论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呼吁。然而,在实践层面,算法透明度的实施却存在诸多挑战,并且还可能引发一定的伦理风险。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算法透明度实践层面的挑战和风险,指出至少可以从披露、审查以及设计这三个维度来化解当前实践层面的困境。

摘要：与传统的政府环境治理模式相比,政府运用算法开展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能够提升环境治理的精准性、预测性和高效性。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过程容易引发伦理、工具和法治三个维度的风险。伦理维度中面临价值失衡风险,工具维度中包含环境数据结构性不足、环境算法模型透明度不足的风险,法治维度中则存在环境算法模型掌控者权力滥用和责任分配不均的风险,故有必要对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所诱发的风险建构系统性的法律规制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环境治理优势。在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应当立足于宏观基本原则指引和具体规制方案设计两个方面,对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潜在风险进行系统规范:宏观层面上,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应该遵循依法治理、公平正义、浮动比例和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规制方案上,既要建立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支持结构,以发挥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优势,又要根据算法本身的漏洞,进行适当的规则变动,从而通过“支持性结构和适应性流变相平衡”的方式,提升具体规制方案的可行性。在具体规制方案的架构上,应秉持全过程治理的视角,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归责相统一:在事前预防部分,要求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切实符合伦理要求,建立完善的环境数据核准、反馈和保护机制以及环境算法模型的解释机制。在事中监管部分,应当建立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监管制度。在事后归责部分,需要压实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责任分配制度。

摘要：智媒传播场域下,“技术中立”的论调成为智能算法自动化决策与法律责任界定的难题。然而,“技术中立”的概念使用实际上杂糅了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无涉价值论”、立法技术上的“技术中立理念”、版权法领域的“技术中立原则”三方内涵,导致概念混淆。“技术中立”难题的解构关键在于概念检视:一是在价值评析层面揭示技术内涵的社会维度,证成算法决策结果归责的正当性;二是明晰“技术中立理念”的内涵,排除制度设计层面的概念干扰;三是阐明“技术中立原则”的规则演变及法律适用条件,指正其在责任界定中有限的抗辩效果。基于历史视野,“技术中立”的技术治理观已无法适配当下的算法治理场景,应以“算法向善”为导向,在规范层面转变技术治理模式。

摘要：算法拒绝意指尽管算法通常能比人类做出更准确的决策,但人们依然更偏好人类决策的现象。算法拒绝的三维动机理论归纳了算法主体怀疑、道德地位缺失和人类特性湮没这三个主要原因,分别对应信任、责任和掌控三种心理动机,并对应改变算法拒绝的三种可行方案:提高人类对算法的信任度,强化算法的主体责任,探索个性化算法设计以突显人对算法决策的控制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以更社会性的视角探究算法拒绝的发生边界和其他可能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