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DIFF模型,采用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其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说明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步入规模与效率同步提升的重要转型阶段;进一步研究显示粮食生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政策效应在主产区与主销区间差异非常凸出,形成较大的反差。基于此,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设计应当着力于两个层面的政策思考,即诸如粮食大户补贴等短期性政策效应的发挥和诸如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期性政策效应的作用。

摘要：基于统计数据对2010—2020年湖南粮食生产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其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以推进湖南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更好发挥湖南作为产粮大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粮食生产效率时空特征而言,2010—2020年湖南粮食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各县市区粮食生产效率差距逐步缩小;到2020年,湘潭市、长沙市、娄底市、株洲市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较高,其次是邵阳市、怀化市、永州市、常德市、益阳市;湖南粮食生产规模效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纯技术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湘西州、张家界市、郴州市。就粮食生产效率影响因素而言,人均可支配收入、夜间灯光遥感指数、土地投入、化肥投入、灌溉投入与2010—2020年湖南粮食生产效率紧密相关,社会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长、土地规模扩大、灌溉条件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粮食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科学施用化肥,提升机械化水平;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摘要：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人才3个维度设计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利用投影寻踪技术进行降维处理,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各维度发展水平,然后通过构建SBM-DEA模型测算粮食生产效率,最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十三五”期间数字经济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具有省际差异和地域特色,相较于广东数字产业集群优势显著,北京则更多依赖数字人才资源。数字经济对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具有正向作用,但影响能力较低。分维度看,相较于数字产业,数字人才和数字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因此,各地应因地制宜、动态平衡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进数字化要素与农业生产要素协同衔接,精准高效释放数字经济推动粮食生产和农业转型的活力。

摘要：促进农户增收是农业补贴的政策目标之一,针对广东省水稻种植情况,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规模报酬规律,探究农业补贴政策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效率影响情况,利用2009—2015年广东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从整体政策效率和农户个人层面出发,对农业补贴政策与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业补贴政策与水稻生产效率的变动存在路径依赖,补贴前后的水稻生产效率存在显著差别,水稻生产受补贴影响较大,表明农业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户增收的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由于补贴的发放条件难核实、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的灵敏度不统一、单一的补贴规模与多样化的经营主体不适配,导致农业补贴政策在增收方面对水稻生产仍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基于此,从农业补贴的政策设计和执行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摘要：基于投入产出框架设计粮食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DF的粮食生产效率动态DEA测算模型,测算2011—2019年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然后结合ESTAD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19年,中国粮食生产效率总体水平较高,呈小幅度动态下降趋势,并呈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东西部地区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高于中部地区,而中西部的局部空间稳定性高于东部沿海地区;粮食生产效率与邻域协同增长的省(市、自治区)占比为51.6%,集中于黄河以南,空间格局整合性呈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宏观经济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大,政策支持因素影响最小,但政策支持与其余因素的交互作用具有非线性增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