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中小型城市体育场馆的经营现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中介效应设计、变量选择与测算、数理统计法。结果显示:中小型城市体育场馆在数量、营收、科创投入、经营布局方面存在差异,对经营状况有影响。增加场馆数量、科创投入和城市人口对营收和科创投入有正向影响,但高经营布局可能降低经济绩效。中介效应分析强调了场馆数量、科创投入和经营布局的关键作用。稳健性分析支持模型可信度。门槛效应检验揭示了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建议:增加场馆数量,加大科创投入,优化经营布局,关注门槛效应,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加速的背景下,利用2017—2021年193家A股人工智能板块企业的财务数据,基于系统gmm模型实证考察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府补助对其亦有显著促进作用。应采用加强财税政策顶层设计、强化财税政策导向、加大财税政策执行力度、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激励作用、推进突破性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产出等财税政策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摘要：基于最小二乘法(OLS)、工具变量法以及系统gmm方法并运用2008—2018年Baci数据库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促进文化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资本的积累、金融发展、研发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文化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对外开放度对文化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明显。针对六类细分行业,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等文化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不显著,但是对表演和庆祝活动、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介、设计和创意服务等五类文化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显著为正,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加强有助于提升五类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摘要：以往文献往往忽视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性而单独探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文将"资源诅咒"和"资源福祉"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利用2003—2013年188个优秀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动态地考察了旅游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最后将这些城市分为旅游起飞城市、旅游福祉城市、旅游诅咒城市3类。结果发现:(1)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呈"倒N"形关系;(2)旅游发展通过抑制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带来负向中介效应,而通过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水平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中介效应;(3)科技投入、政府干预负向调节着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4)"旅游地荷兰病"现象在中国并不存在;(5)旅游资源福祉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少数城市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

摘要：在生产组织变革与专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壮大，对制造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看做一个整体，通过构建纳入适应性预期的动态两部门模型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效应，并以2004-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明显推动了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增加100％可带来制造业产出提高219．5％；按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低于东部地区；在不同细分行业中，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制造业具有相对较强的正效应，但任一细分行业单独的外溢效应均明显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作用。

摘要：文章利用Topsis熵权法对湖南省108县域2014—2020年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长株潭城市群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高于湘南地区与大湘西地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基于此,文章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定量分析金融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采用门槛模型分析,为进一步探究衔接机制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提出优化金融支持战略衔接的顶层设计、打造金融支持战略衔接的产业支柱、发挥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生态效力、突出乡村产业振兴金融支持等对策建议。

摘要：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政策效应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基于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趋紧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环境规制趋紧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改进生产技术等渠道,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第二,研发投入短期会增加企业成本,挤占生产要素投入,抑制经济发展,但长期能提高环保技术水平,减少税收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第三,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经济主体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累加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鉴于短期内环境保护费改税增加了企业成本,政府可以在政策层面设计一套补偿机制,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使企业更快适应环境规制强度;在操作面上,政府应该考虑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策略,避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现经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