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乱世,朝代更替应接不暇,政权林立,篡夺不休。民族加速融合,文化流派纷繁复杂,使得隐逸文化发展的时间线索变得含混不清,文化流派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增添了理清文化脉络的难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工具,系谱学恰恰能够解决这些难题。

摘要：在研究人类社会的传播技术与文化关系方面,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学"在中外传播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技术媒介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采用历史实证主义方法,通过对媒介学思维路径的分析,试图把握媒介学的方法论逻辑。研究发现,德布雷的媒介学揭示了技术创新的文化建构效果,即微观主体借助技术策略和话语战术构建宏大的(宗教)话语叙事(如基督教),在方法论具有深深的福柯的系谱学烙印,凸显话语体制的历史性问题。研究认为德布雷媒介学所关注的象征性和技术物质性构合问题具有明显的"话语和权力"理论痕迹,其把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互动模式挪用到文化史和技术史相关性的研究中,揭示了基于技术支撑基础上的象征性微观建构过程,即高级社会职能(如宗教、意识形态、艺术、政治等)和技术支撑(被组织的物质技术与被物质化的组织)的互动机能,二者不能彼此独立存在。媒介学不仅开辟一种传播学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途径,而且展现了"话语与权力"理论的阐释潜力。

摘要：中期尼采发明了系谱学这一新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并以之作为批判的利器,从哲学和情感的双重维度对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在破除形而上学迷雾的同时,牢固地确立了生成哲学的基本思想。尼采在生成哲学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信借助实证科学,不仅可以认识此在世界,还可以修正此在世界,在肯定此在世界和个体生命的价值中克服此在之悲剧性真理。中期尼采基于信奉实证科学的立场对艺术的批判,借此牢固地确立起了科学乐观主义的信仰。

摘要：本文对现代主义电影在中国内地的历史发展和美学特征进行分析,并将其置于与西方平行的和相互影响的比较研究之中。首先,从叙事这一形式要素入手,将现代主义电影置于以经典模式、现实主义为主流的背景中,对三种叙事原型进行逐一梳理。其次,分析中国现代主义电影的历史沿革。最后,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归纳现代主义叙事的中国特征。文章认为,现代主义在跨国旅行中产生了本土化的变异,形成了以理性化和抒情诗意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主义。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了思想史对人类社会中媒介技术根本意义的认识,同时认为在媒介研究日益成为人文社科研究前沿的条件下,需要对僵化的学科建制保持警惕,媒介研究应该是学科间性的。古典原子论思想引出一种非线性、非因果决定论的历史观,这与"事件""生成"等新近哲学思想相互阐发,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媒介的系谱学,新与旧交叠,重访历史上的新媒介,重新开启媒介研究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紧张的、异位的可能性,视其为"惊异(即新的价值)的发生器"。本文随后梳理了作者从媒介历史研究转向媒介考古学的学术路径,带入"扩展了的阐释学""深层时间""变体学"等概念。

摘要：新历史主义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和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从整体来说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流派。新历史主义的核心理论家在政治立场和研究目标上存在着不谋而合的一致性,他们以相同或者相似的理论观点聚在一起。因此,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特别丰富和驳杂,在具体操作实践上也具有多种批评视角和阐释方法。新历史主义产生在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语境里,遭遇了各种后现代理论不同程度地撞击和影响,并汲取了广泛的理论资源。其中,对新历史主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结构主义(含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话语分析、互文性等共同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文本阐释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基础。

摘要：从主题而言，张大力的“第二历史”所希望呈现的是一种不同于官方历史叙事的历史，他用直接并置不同版本的历史图像的方式——类似于一种图像系谱学——让那些看似指涉“历史事实”的图像露出破绽。在这个层面上，张大力的这件耗时5年的作品构成了一种深入而具体的社会、历史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