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信访制度自创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其功能定位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化。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首次明确了新中国信访工作定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也确定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信访工作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属性。这一基本定位在1951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签署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和1957年5月的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得到进一步明确。随着国家治理推进，信访工作定位一步步发展，工作内涵不断丰富；不仅是包涵苦情处置，还有体察民情、政策反馈；进而发展为公众参与、监督检验等积极功能内涵的确立。

摘要：“执行难”是困扰我国司法良性运作的一项痼疾，执行不力往往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导火索。近年来。针对如何应对执行困境的难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可谓众说纷纭，各地法院的改革措施也纷纷出台。对于这些措施，社会评价褒贬不一，执行效果亦参差不齐。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审判经验，反思我国现行执行状况，认为执行难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中各方当事人利益冲突的尖锐化，这种针锋相对的利益之争迫切需要一种冲突钝化和矛盾消解的机制加以适当引导。然而，我国现行的执行体系无疑是欠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破产救济作为一项综合性、全局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市场经济中多方利益主体权利救济与冲突协调的理性选择，恰恰与执行中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构建存在理论与制度设计上的契合。因此，笔者以为，健全破产救济制度是解决我国“执行难”问题的另一种思路。然而，由于我国传统经营理念上对破产制度的认识偏差以及破产制度设计上的不健全，破产救济制度的合理功能始终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去年8月出台的企业破产法针对原有的破产制度已经作出适当修改，无疑为完善我国的破产制度运作提供了较好的法律支撑。也正是尝试运用破产救济制度解决“执行难”的一次契机。

摘要：诉讼与信访,交集于权利救济,分属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理论上,两者既有共同的存在价值,又有彼此分离的可行性,同时,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两者也有现实分离的必要性。建立健全诉访分离工作机制,可以借鉴流程管理的方法,对其作一流程性设计,切实增强其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一。

摘要：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一种“向前看”的制度设计，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实现利益“双赢”。笔者认为，要把人民调解这种“柔”的特点张扬开来，实现最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人民调解员应在掌握“五个策略”、“六个时机”、“七个方法”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