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宪制是承载一个文明体的根本大法。作为汉代儒宗的董仲舒,其“大一统”的宪制思想是对周秦巨大变革的回应。与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不同,经学意义上的“大一统”包含“尊王”与“贬天子”两个内在维度,规范限制君权的“贬天子”实内置于“大一统”的“尊王”维度所蕴含的深意中,此春秋公羊学的宪制精义在后世逐渐被遮蔽。一方面,“贬天子”体现为国家“大一统”宪制的精神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制”,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通三统”作用于“大一统”宪制的制度变革,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通过一整套政教制度的设计,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董仲舒的宪制思想不仅是为汉立法,其接续先秦六经道统,对我们认识现代中国宪制文明的精神底蕴,具有跨时代的思想意义。

摘要：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治创新,满足了秦汉社会转型和皇权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摘要：中国古代科举史在取士科目上经历了从唐、宋的多科目取士到元、明、清的“有科无目”的变化过程,在考试文体上出现了从诗赋取士、经义取士发展到“专重四书文”的变化过程。在这过程中,王安石在其科举改革中提出“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虽然仅仅推行数十年,但对当时及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学界已经充分注意到王安石提出的罢诗赋而重经义,但是王安石的“罢明经、诸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科无目”的制度特点更应该引起重视。元代不但沿袭了王安石的“有科无目”的制度设计,而且首次将四书作为整体确立为明经科中的第一科目,从而将理学置于经学之上。这种理学试士的做法为明、清两代所继承。元代以来的这种科举制度的变化与其政治文化上的“一学术”“一道德”的取向是紧密呼应的。

摘要：正祖是朝鲜第二十二代君主,在学术和政治领域都有辉煌业绩,是朝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君主和改革君主。他以君师之责自任,为朝鲜摸索出以经学为基础的国家经营模式,主要内容保留于《策问》之中。在《策问》中,他试图以经典理论为基础,确立经世之法,将其作为国政运营的首要课题。实现这一课题,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匡正经术之弊,以扶持世道与人心;第二,通过《春秋》研究,建构一套经世大法。这一努力意在以经学为基础,建立国家的统治原则和政治标准,而非单纯地解决当前的问题。正祖既是学者,也是君主,不仅亲自设计了统治理念,还主导了国政运营。作为君主,他具有非凡的学术能力,并将其发挥在现实政治中,努力践行君师之责。正祖这一君主形象,无论在朝鲜还是中国,都难以找到前例,是儒家典型且理想的君主模式。

摘要：施莱尔马赫曾把诠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他认为理解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如同艺术家创作一部艺术作品那样，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相对于文本是作者将其意图和思想加以外化的创造过程而言，理解可以说是对于作者意图更高的再创造。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解释，一种是“语法的解释”，一种是“心理的解释”。由此，使诠释学从当时的教条与独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心理的诠释”是施莱尔马赫对西方诠释学发展所作的原创性的贡献。

摘要：《蒙》卦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揭示出求学与施教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发生原理,近阳、亲师是儿童与生俱来的天性本能,激发他们的内在求知欲是成功施教的关键。《彖》辞“志应”意指教师与童蒙之间志趣相合、性情呼应、灵魂互通的精神共鸣,彰显出最圆融的师生关系。“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强调占筮与求学同道,施教者告与不告取决于童蒙是否有诚心,不诚则无教。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时中”,适时而教,中正不偏,与儿童的成长需求及生命节奏保持一致,是一种高超的教育艺术。

摘要：唐诗在主导的人文精神、批判现实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艺术等方面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复杂、庞大的体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铸造了品格昂扬健康、充满人文情怀、现实精神和抒情艺术再创辉煌的唐代诗歌成就。

摘要：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摘要：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受个体发展因素影响之外 ,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文体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 ,后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特点的汉赋作出合理阐释的前提。文章试图论述 :1.汉代崛起的儒家经学对知识分子儒士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 2 .

摘要：《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以下五略著作部数与所列"家数"大体一致。但在《六艺略》中出现了多部著作只算一家的现象。前人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不是传抄失误,也不是刘歆、班固的疏忽。刘歆与班固按照四个规则计算《六艺略》的家数。这些规则源自西汉经学师法、家法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