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国务院各部委下属的垂直型行业报刊中，有少数靠系统内的广告资源生存状况还不错，但是大多数日子不好过。因为，在半市场化的进程中和互联网的冲击下，发行量难以得到保障，广告也很少。于是，它们选择“内部搞活”来自我输血。消费日报①就是其中一员。从其官网资料中我们得知，它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主办单位的。一般来讲，行业协会是没有行政权力的组织。

摘要：最近两三年来,国内传统媒体面临着严峻的形势。2012年以后,电视台的收视率呈连年大幅下降趋势,收视总时长从170分钟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156分钟,广告收益也在2015年首次低于互联网,颓势明显,报纸广告更是断崖式下降。1曾几何时,电视作为传统媒体中的一把手是那么风光,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地市级,知名电视台的台长都可谓风云人物,影响深广。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成了高危一族。

摘要：在传统媒体时代,电视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媒体,广告吸金能力最强,营收渠道较多。其中,电视购物经历了栏目化到频道化的发展过程,成为部分广播电视集团获取效益、乃至冲击资本市场的重要路径。

摘要：我们之前分析的媒体人经济犯罪案例,除了利用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权实施受贿甚至敲诈勒索行为之外,主要是利用人事权、广告发行、基建和设备采购、影视剧购买等其他媒体资源寻租,因而具有鲜明的媒体特点。媒体人利用土地从事腐败活动则是近年来偶尔出现的个别案例。人民日报经济部记者出身的国土资源报原总编辑刘允洲受贿案应该是较早的一例。

摘要：在上一期媒体人犯罪经典案例评析中，笔者以王燕梅受贿案为切入点，对软文的历史进行了追溯。迄今为止，公开司法文书中并不常见软文获罪案例，但混淆了新闻与广告的软文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批评，甚至被视为一种毋庸置疑的道德问题，而非可以探讨的伦理议题。

摘要：在曾经红火的报业经济中，早有业内人士说过，报纸按经济收入来源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卖广告的”，即广告丰盈的报纸（以都市报为代表）。对于这类报纸而言，即便售价低于成本也可以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且可能是盈利能力最强的报纸，另一类是“卖纸的”，即定价稍高、主要依赖发行收入的报纸，如发行量曾经高居全国第一的《参考消息》和文摘类报纸。

摘要：刑阶的有效衔接是实现罪刑均衡、保障刑罚功能的立法前提。在具体的设计上,刑阶衔接要求在种罪法定刑与个罪法定刑上均有效实现刑罚的层次性衔接。以此标准来考量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就会发现,在上限型刑阶、下限型刑阶以及刑阶衔接的层次上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在未来,应当以维持刑阶衔接性为改革目标,通过对刑种与刑罚执行制度进行整体化改造,维持刑种与刑度之间的层次性,从而使得刑罚立法的科学配置能够得到切实实现。

摘要：自2013年年中起，一场反腐风暴引发曾经的卫视“五星上将”①之一安徽卫视所属的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一次强震。被披露的贪腐窝案更是引发安徽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安徽台”）②的高层人事大震荡，从台长、副台长到广告中心主任、购销中心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等，台内中高层落马者多达9人，涉案金额从数十万、数百万到数千万元人民币不等，总涉案金额超过了4000万元。为了查处此案，包括淮南、合肥、安庆三个市的区、市两级公检法的逾18个国家机关参与了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全台上下数十名员工被调查，最终7家法院总共形成了11份判决文书，成为举国震惊的媒体腐败大案。笔者将分上、下两篇对其进行剖析，上篇重点揭示安徽台“以剧立台”的战略之下发生的剧腐现象，下篇则将对“电视官僚”的敛财路径予以综合描述和分析。

摘要：媒体腐败窝案在本系列案例中已经多有探究,如安徽电视台①、四川电视台②、常州市武进电视台③在内的集中贪腐现象。上述窝案的特点是集中于广播电视台中,与购剧和广告关联密切。与广电系统相比,报社的贪腐现象有共性也有差异。本文将对此予以解析。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诞生到爆发式生长,我国都市报走过了黄金20年。[1]都市类报纸广告和发行比翼齐飞的黄金年代,大约终结于2012年前后。[2]此后,在互联网浪潮席卷之下,都市报进入严酷的寒冬,经营模式被颠覆,经营平台凹陷。都市报寻求突围的道路大约有两种,其一是多数都市报着眼于与互联网在内容上的差异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