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恶搞已广泛渗透到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经常遭遇的一种文化现象。为了促进网络文化艺术生态的良性发展,对于网络恶搞,我们应该做出更加完整而深入的文化反思。网络恶搞类型有搞笑、宣泄、批评和颠覆,手法离不开变形、戏仿与拼贴。网络恶搞既具有本土恶搞文化的基因,也受到欧美、日本、港台文化的综合影响,同时还离不开现实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力量的推动。从文化历史角度看,恶搞并不可怕,只要坚持"底线原则",把握好"度",便可提升其文化艺术内涵。

摘要：恶搞文化风之所以盛行,与滋养它的土壤因素,成长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大气候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也与制作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思想观念、制作目的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网络恶搞行为的价值是:它满足了部分人群的精神需求;是社会和谐与安定的滑润剂;释放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使国民快乐指数增值;也是年轻人对传统或者主流艺术的另类挑战。

摘要：网络恶搞已经成为青年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以无所不“搞”的态度将自己对主流文化、父辈文化的不满与反抗融入一个个恶搞作品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青年亚文化景观。这种文化现象以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平台,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创作主体,以一切吸引眼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为素材,以拼贴、戏仿、反讽等后现代手法为表现形式,从里到外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诸多网络恶搞作品中,有些作品构思巧妙、充满创意,被奉为经典;有的作品手法拙劣,内容粗俗,成为被封杀的对象。无疑,网络恶搞已成为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摘要：当下,网络"恶搞"以复制、拼贴、戏仿、反讽和颠覆、滑稽、戏谑的后现代影像表达来解构权威、解构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而且呈现出一系列文化的后现代特征: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人们沉溺于解构主义的反讽、戏谑和东拼西凑的大杂烩之中,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仅剩下一种日常生活的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或粘贴后的后现代心灵鸡汤!

摘要：在青年观众中,无厘头之类的香港喜剧片有一个另类而传神的称谓——搞笑片。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周星驰电影。周星驰的大多数电影主要以搞笑为基本特点,极尽戏仿与颠覆之能事,其中不少情节、动作、语言都堪称恶搞的模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精英文化日渐衰微的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周星驰把恶搞变成了一种艺术手法。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与娱乐文化的日益发达,"恶搞"早已经不是某些人的时尚特权,它已然具有了大众全面参与的规模。无论是从影视作品到个人摄影,还是从综艺节目到虚拟聊天,其中所掺杂的"恶搞"元素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还会通过自我表演模仿,对经典的艺术作品进行"恶搞"处理,以达到娱乐大众的效果。在"恶搞"这种潮流的背后,不仅仅体现了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形态,更表达了现代社会的大众心理状态与文化诉求。这种现象是需要我们重视和思考的。

摘要：作为西方一种反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颠倒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根本目标是为了快乐而自由地"创造",模仿与戏拟是其最合适的手段。而当代中国的网络恶搞,从文字到视频再到影视,内容和方式五花八门,但其本质也是为搞笑而戏仿,这些作品采用异于常规的话语方式,颠覆与解构了传统和权威,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

摘要：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一种反现代主义思潮,在艺术上颠倒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根本目标是为了快乐而自由地＂创造＂,最合适的手段是模仿与戏拟。而当代中国的网络恶搞和＂山寨＂现象,从文字到视频再到人们生活,内容和方式五花八门,其本质也是为搞笑而戏仿,这些作品采用异于常规的话语方式,颠覆与解构了传统和权威,消解了作品的历史感、深度与距离,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

摘要：作为一种从网络恶搞视频与软性影视广告中脱颖而出的新兴艺术表现形式——微电影，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与优势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与慰藉。同时，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更是为微电影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而城市形象作为各大城市的无形资产，对城市文化产业的推广及经济发展都有着很强的舆论主导作用。探讨微电影中城市形象植入及传播策略，对微电影及各大城市的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摘要：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声音中,隐藏着颇值得读者重视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内容,其叙述者的声音也引导着读者去领会隐含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及相应的价值判断,表达了作者对新的历史时期父权制之下妇女命运的深远忧虑和对"文化人"身份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