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深究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五个方面:通过设置法律拟制,可以避免法条冗繁、维护法律稳定、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等,从而节约刑法实现成本、促进刑法效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刑法经济性;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追求实质正义的生动体现,而罪刑均衡是实质正义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正是以实现罪刑均衡为目标引领,立法者方才设置了诸多法律拟制条款;在刑事法领域,我们需要运用类比思维来解决新问题、开拓新思路,以使我们的刑事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应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而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其实就是类比思维在刑法领域的生动写照;法律拟制不论对于制定法还是判例法而言,均是一项实践操作层面的典型立法技术;法律拟制也是刑事政策得以通过刑法予以充分贯彻实施的重要途径。

摘要：学者对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正当性"提出了各种质疑,但法律拟制绝非学界所批判的那般一无是处或不可容忍。法律拟制虽然重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但也绝不漠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法律拟制既不违背罪刑法定形式侧面的要求,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要求。法律拟制也并不因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而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法律拟制条款具备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其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并行不悖。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在具有法律经济性等优点的同时,也确实会产生违背刑法的机能、加剧重刑主义、侵蚀罪刑均衡之基本原则,以及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等"威胁",但这些"威胁"实际上均是因不恰当地设置法律拟制所致。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拟制是由于立法者有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拟制应有的设置规则和要求,才导致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

摘要：欲要规避法律拟制设置不当的威胁,在刑法中设置法律拟制时就应当遵循一定的设置规则。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立法拟制原则,应将法律拟制的设置主体限定为立法机关,严禁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进行任何形式的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拟制相当性原则,立法者在运用法律拟制技术时,必须考量拟制情形与被拟制情形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是否具有相当性,两者的事实是否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定的等值关系。法律拟制的设置应符合刑法机能的协调机制,遵循刑法机能协调之原则,尽量减少通过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手段来实现立法者的政策和意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稳定。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拟制谦抑性原则,既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将"第二法"作为法律"急先锋",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的法律拟制条款,也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能够以其他方式实现立法者政策或意图的不必要的法律拟制条款。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司法便捷原则,立法者在设置法律拟制条款时应着重考虑所设置的法律拟制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会产生何种实效,能否切实起到解决司法争议的作用等因素。

摘要：量刑公开、公平、公正,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所确定的目标。在量刑规范化全面实施的基础上,今后需要推进量刑规范化的进一步优化。量刑规范化的较高境界应该是量刑结果的公正性与稳定性。将量刑规范化文本的技术性设计建立在明确的刑罚理念基础之上,尊重量刑规律,量刑活动逻辑思维顺畅,量刑的公正性和稳定性才能够实现。

摘要：现代科技发展迅猛,新事物伴随着新风险,这对现代刑法而言是新的也是持久的挑战。从时代背景、刑法规范、刑法理论层面出发,刑法都应当在一定限度内作出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在应对路径上,刑法规范应规制已经开始有初步危害后果产生,且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科技风险,同时通过对预防风险的范围限制以及从轻、减轻刑罚来达到平衡。刑法理论应对在未来具有较快实现可能性与问题紧迫性的对象提前研究,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应排除弱人工智能以及自下而上型强人工智能。研究主要集中于自上而下型强人工智能,在肯定该类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设计能够适用的新刑罚措施的基础之上同样需要考虑平衡好罪责与刑罚轻重。

摘要：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某些刑法条款之所以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转化犯与法律拟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

摘要：包含酌定情节在内的量刑情节的充分提取和理性评价,是实现个案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从纳入"规范量刑改革"范围的443份裁判文书样本可见,《量刑指导意见》所明示的常见酌定情节均得到法官的识别和适用,其实际作用力并不必然弱于法定情节,被告人预防刑的裁量更依赖酌定情节。然而,未被《量刑指导意见》明示的酌定情节,法官在量刑中鲜有提取,致使部分案件量刑缺失完整的事实根据。此外,酌定情节的适用还存在识别失当、作用力失衡、发挥作用的环节错位等问题,并且部分案件缓刑适用缺乏酌定情节支撑,这些均成为制约量刑公正充分实现的瓶颈。优化酌定情节的规范适用,应当在妥当配置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科学改良酌定情节适用的规范模式,合理设计量刑情节竞合的调节过程,清晰塑造缓刑适用的说理架构,从而实现案件量刑结果的适法与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