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摘要：中国古代耕织图主要由耕织图绘与耕织图诗两部分内容构成,其中“图”与“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外在形式层面的相合与并置,内容表达层面的“文”由“图”生与“图”“文”互补,内在意象层面的教化意涵表达与共鸣。中国古代耕织图之所以采用图、文相合的创作方式,与其作为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意在教化劝农有直接关系。而这一模式,又深刻体现出图像与文字这两种表达方式的各自优势、特点与互补性。

摘要：《耕织图》是农耕文化中图像化表现的代表之一,图中按照二十四节气时间分布,将二十四节气文化与传统农耕劳作场景相结合。文章运用视觉图像重新解读的方式,创意地表达《耕织图》中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传承和传播农耕文化中所蕴含的节气人文和耕织景象。

摘要：耕织是农业耕作时期的主要劳作内容之一,耕织图则是图像的载体,形象地再现了其劳作场面,具有记录和传播的文化功能,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劳动生活的常见创作母题,而且在诗歌、音乐、绘画等领域都有着相应的作品出现。该图像在南宋以来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良好的发展,随后作为文化资本传播至东亚地区,尤其对日本这样的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期望通过其传播发展这一视角认识该图像的更多价值所在,对认识农耕文明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要：本文以清代画家焦秉贞所绘《御制耕织图》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与前代各种版本《耕织图》的对比来进行研究,分析其创作形式上的创新以及内容上所做的调整和改变,进而探究其中所折射出的帝王政治观念,望能够为研究《耕织图》的创作意义和艺术价值提供另一种新思路。

摘要：康熙五彩耕织图瓶作为清代创作五彩瓷器中一件具有明显写实风格的艺术佳作,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耕织劳动过程中的情景,更突显出清廷对农业发展与汉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也使得其图像在装饰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虽然其图式源自于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但载体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艺术效果的迥异,特别是基于媒介对画面表现的限制,使得其营造出了别于原作的空间意蕴。为后人展示康熙时期御窑精湛古彩技艺的同时,又呈现出当时人伦思想下的多重社会表征。

摘要：以往学界对南宋楼璹《耕织图》的图像内容和人物形象关注较少,宋代以来,女性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开启了平民化转向,而《耕织图》也正描绘了宋代平民女性的参与农耕蚕织活动的场景。楼璹所绘《耕织图》现已佚,经考证元代程棨摹本基本保留了楼璹《耕织图》中的人物原貌,因此本文选取元代程棨摹本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深入了解宋代平民女性的生活原貌。通过图像内容的对比,可见《耕织图》中平民女性的实际形象是生动、真实、丰富的。在宋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特语境下,平民女性既受到上层女性所带领的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影响,也受到了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宋代平民女性形象的真实一角。

摘要：时间与空间是万事万物存在与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因此在人类社会的诸多创造物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形式的时空间表达。在中国古代耕织图中,空间表达是显性的,仅从视觉表象即可感知,具有真实性与扁平化等特点;时间表达则是隐性的,是隐含在图像叙事之中的,具有事件性与空间化的特点。之所以如此,是由图像本身的性质特点(是为一种空间性艺术)及具体绘画技法决定的。而在绘画技法背后,注重时间、以时统空的传统中国时空观又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摘要：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焦秉贞《耕织图》是中国古代农耕题材绘画的杰出代表。整套作品中西融合,表现古代农民耕织生活,并融入画家对生活的趣味和对劳动人们的悲悯情怀。《耕织图》生动展示了一年二十四节气中劳动人民“耕与织”的场景,是中国艺术史上别具一格的绘画艺术作品。

摘要：身为游牧民族,当以忽必烈为首的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适应中原农耕经济的生产规律,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得到广大汉族臣民的政治认同,所以他们大多都采取了积极的重农政策。配合着朝廷的重农政策,《农桑图》《耕织图》等表现农业生产的绘画在当时也有了特殊的重要用途,包括仁宗、英宗以及文宗在内的元代多位皇帝都表现出了对此类记述农事绘画之兴趣。于是,农桑、耕织之类的农事绘画在元代朝野得到了很好地刊印和推广,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劝课农桑之功效。一时间,刻印农桑图作为劝课农桑之范图蔚然成风。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身为"异族"的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权统治,在汉人臣民占据绝大多数的国情之下,他们必须竭尽所能使得自己的政权合法化。因此,积极劝课农桑并且鼓励、嘉赏绘制和大规模刊行各种表现农事之图画,便是他们在努力谋求政权合法化过程中所采取的举措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