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索隐法原本是指在《旧约》中找到耶稣基督显灵及其意义的线索,后来被来华耶稣会士借指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易经》中寻找《圣经》和基督的印证。索隐派成员通过分析汉字来进行基督教化解读,把中国典籍中的人物与基督教人物进行类比,将《易经》卦象与上帝神圣启示结合起来,同时还把《易经》编年史归于《圣经》的编年史之下,确立中国的经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由此确立了《易经》乃至中国文化对外诠释和传播的一种富有创意和成效的方式方法。

摘要：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下 ,明清之际许多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欧美国家 。

摘要：17、18世纪的中国和法国,虽然相隔万里之遥,但又相互吸引,以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为主要媒介,在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着深刻而广泛的交流。这一主题,近些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中法两国的博物馆学者则以馆藏实物和档案为依据,推出了一系列相关展览,对这一时期中法宫廷关系的认知大有助益。2024年,恰逢中法建交60周年,“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

摘要：明清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自鸣钟绝不仅是外交礼物或西洋奇器,钟表及其相关的机械知识也是传教士向中国士人学者阐释基督教宇宙观的重要媒介。天地万物有没有外在的设计者和推动力?这是早期现代中西对话中浮现出的核心宇宙观差异。在辩教著作中,寰宇的秩序被类比成精准运行的机械钟,以论证必然存在创造天地且调停万物的终极钟表匠。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欧洲机械与力学知识的发展脉络中,实证数理方法其实始终和神学理论交叉碰撞,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被介绍到明清中国。反观本土尤其是清宫设计的钟表,并非只限于技术接受,而是在图像学层面与西方宗教观进行了深度对话。

摘要：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时由于葡萄牙人打开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通较前方便得多了。充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是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到1780年为止,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土就达四百多名,其中著名的有七十多名。他们大都学识渊博,在宣传耶稣基督的教义同时,还介绍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然而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应该讲是自东而西的,通过耶稣会传教土们的报道和著述,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尽地被介绍到西方,使历经“三十年战争”(1619——1648年)前后劫难的欧洲人惊羡不已。由此引发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时期的“中国热”,不仅指当时欧洲在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方面的所谓“chinoiserie”(汉风),也包括中国的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及其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

摘要：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向来被认为是把西方美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1]但利玛窦既非艺术家，也不是第一个把西方美术作品带入中国的人，他的这一殊荣主要源自于一次献贡的经历。

摘要：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写下了一批介绍“西学”的译著,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这批译著除了直接宣扬天主教义外,还有不少是属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范围的,包括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建筑、艺术等。

摘要：在明朝后期,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当年为传教需要,也为了介绍欧洲当时已领先一步的科技知识,曾有《远西奇器图说》,该书由明末陕西科学家王征（1571-1644）译成中文。这里的＂远西＂特指欧洲,尤其特指西欧。中国人对西方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汉代张骞通西域,至中亚诸古国,使之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唐代玄奘西天取经,则将印度也纳入＂西方＂范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连非洲也被笼统归入＂西方＂的概念。中国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向东为无垠的太平洋,只将日本作＂东洋＂,余下统统归＂西洋＂。

摘要：神秘的走马灯──中国艺术科技的“世界第一”选介之四夏侯炳“数量不等的小灯和蜡烛杂陈其中，灯光照得人马图像美奂美仑，而烟雾将生命和灵气赋予灯中的人物走兽。其设计之精巧，描画之细腻，使您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小世养：人物或漫步，或转体，或攀登，或下...

摘要：明清之际,西洋绘画传入中国.从史料上看,最早将西画携来中国的是西班牙籍方济各会会士阿尔法罗.他于明神宗万历七年(1 579年)将"几张笔致精妙,五光灿烂的手绘圣像"带到广东肇庆,使总督"极其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