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惩罚职务犯罪包括“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偏重“对人之诉”的观念,缺乏“对物之诉”的关注。“违法所得”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对其涵摄范围学界争论不一,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狭义说”不利于完全彻底地惩罚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的违法所得应采用“广义说”。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对物之诉”程序,适用“准特别没收程序”,坚持区别情况、有条件的“一揽子移送”原则,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在整套程序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优化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认定和处置程序。

摘要：基于发现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平衡理念,初查法律措施体系应当包括:查询、调取信息资料;访问、询问;查账、调账;勘验、检查;商请有关单位协助和介入有关单位调查;化装调查、使用线人、跟踪守候、秘密辨认;秘密拍照、秘密录音、秘密录像;取样、调取证据;计算机筛选比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检验、刑事司法技术鉴定;现场实验;询问被查对象;询问通知等。

摘要：大数据时代,职务犯罪趋向智能化、隐蔽化、多样化的特点,紧密联系纪检监察部门职务犯罪调查工作实际,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研究探讨纪检监察部门如何充分利用好大数据这个信息化工具,做好职务犯罪大数据采集分析利用工作。基于此提出“注重理念先行、技术支撑和法理兼容,做好职务犯罪大数据采集工作;立足基础稳固、要素齐全、设计规范,动态构建职务犯罪大数据库;着眼思维创新、方法改善、精准分析,将职务犯罪大数据运用好”的建议,旨在促进我国职务犯罪调查工作取得新成效。

摘要：我国《刑法》为职务犯罪配置了死刑,司法实践中也有贪官被执行了极刑,然而我国职务犯罪的犯罪率却连年攀高,所以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我国职务犯罪死刑的设置对于控制职务犯罪的作用。首先从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谈起,进而从职务犯罪发生的内外因等角度论述我国废除职务犯罪的必要性,并进而就我国目前在未废除职务犯罪的死刑这一现实情况下,探讨如何严格控制职务犯罪的死刑。最后,就未来逐步废除职务犯罪死刑的路径进行具体的设计。

摘要：职务犯罪侦查程序是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查处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技术侦查、搜查、强制措施、讯问等的程序设计和实践探索一直都有所争议,如何进一步对其加以完善成为司法实践较为紧迫的问题,应有效开展研究,进一步加以改进。

摘要：直到晚近,我国才实现了职务犯罪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分离。尽管学界对法院行使审查逮捕权的呼声很高,但是由法院行使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存在着较多弊端,而建立审查逮捕决定的备案审查程序的作用有限。在选择职务犯罪的审查逮捕方式时,需要考虑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相比较而言,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行使自侦案件的审查逮捕权,即地方人民检察院对直接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应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具有可行性,是目前可选择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

摘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所办理的案件，都是职务犯罪且大多为智能型犯罪，其犯罪主体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这就决定了侦查人员既要看到进行讯问的多种有利因素，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困难方面，对嫌疑人，在每个细节问题上都得严肃认真，必须掌握讯问策略，讲究斗争艺术，才能达到制服犯罪的目的。

摘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监察法》规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察委员会调查管辖的前提下,赋予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的管辖权。这一双重管辖的制度设计,蕴含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补短板、强弱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认识和解决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职能管辖中的竞合问题。要实现双重管辖的制度初衷,就应从理论逻辑、多元功能入手,正确把握双重管辖制度的科学要义,确立检察优先管辖原则,解决管辖中影响效能发挥的若干问题,实现侦查权运行的理念重塑、策略改进和机制重构。

摘要：立案侦查是国家对职务犯罪行为启动追诉程序的标志,而侦查管辖权的归属则是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陷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一元侦查机制"在借鉴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制度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的困境予以彻底破解。该机制明确了职务犯罪案件及其牵连案件的管辖权归属,将地区管辖的标准回归到刑事诉讼法的犯罪地原则,将原本模糊的级别管辖标准清晰化,将指定管辖规范化并赋予犯罪嫌疑人以相应的司法救济权。

摘要：预防职务犯罪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设计 ,其中道德预防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道德预防之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行 ,其依据主要是来源于道德本身的社会功能和法律的不完善性 ,以及职务犯罪主体和行为的特殊性。在我国 ,开展职务犯罪道德预防工作具有一定的优势 ,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