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探索存在着职权行使逻辑和权利保障逻辑两种路径。前者将证据开示作为一种获取被追诉人口供或认罪认罚意愿的方法,后者则把保障被追诉人证据知悉权与平衡控辩双方信息差距作为目的,这决定了根据这两种逻辑分别设计的证据开示制度具有截然不同的基本特点和法理基础。在司法实践中,职权行使逻辑的强势常常使权利保障逻辑让位,这根源于检察系统绩效考核的压力、辩护资源的不足以及被追诉人的双重诉讼角色,并内蕴着认罪认罚不明智、法院审查虚置化和案件范围受限的隐忧。为此,应当在证据开示启动权的配置、案件范围、内容、时间点、对象等要素及其他相关联制度中增强权利保障的制度内核,并充实法院事后审查的手段与能力。

摘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决策的时效性、科学性乃至执行效率,往往受制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机构建制水平。有必要基于组织规范构造的视角,围绕所涉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配置与职权行使事项,来系统性约束和保障其机构能力。一方面,应针对专有权责与共有权责来设定其权责配置规范,以彰显相应职能部门在该类决策过程中的差异性决策设计与多元化决策考量。另一方面,应针对监测计划设置与监测信息传递来设定其职权行使规范,以厘清相应职能部门在该类决策过程中的内部决策定位与外部决策整合。最终尝试依托复合决策维度中、决策要素驱动下的协同履职,来明晰实现高效决策的可行规范进路。

摘要：落实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关键在于建立健全“重大事项”确定的具体规定和实施流程。推进重大事项具体化、明晰化和标准化，让重大事项确定更具可操作性。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但实践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重大事项决定权虚置、流失的现象普遍存在，相对于地方立法、监督和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权是目前地方人大职权行使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实务工作者将其归纳为“四多四少”，即“提出意见建议的多，作出决议决定的少；被动例行的多，主动行权的少；决定事项程序性的多，

摘要：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是加强全国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保障全国人大宪法职权行使的重要制度设计。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表明,当前人大议事规则所确立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代表权利保障制度、代表联系选民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借鉴其先进理念和制度实践经验,立足我国国家治理的实际情况,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加强和优化三项制度,从而为我国人大议事规则的修改筑牢基础,这也是发挥人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优势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