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外企三法的逐步确立有其历史成因,且利弊参半。就规范属性而言,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是倡导性规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是效力性规范。《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意味着外企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终结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复兴。董事会中心主义否定了股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与资本多数决规则,不利于充分保护控制股东的合法权利与投资信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股权文化,鼓励投资兴业。不过,存量外资公司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在五年过渡期内面临着转型僵局,因此,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宜细分为四个阶段,并设计相应的规制策略。2024年12月31日是外企确立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最后时点。若董事会逾期未作出修改章程的决议,任何股东均有权启动股东会决策机制、推动公司治理模式变革。此前,股东也有权直接激活外资公司的股东主权与股东会职权。市场会失灵,监管者与裁判权不失灵。

摘要：清末川汉铁路公司实施租股政策,租股的征收额占川汉铁路股款总额的77.5%,是公司股本的最重要来源。这使得7000多万川人尽为公司股东,租股股东在实际上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享有绝对的控股权。租股作为一种融资模式,可有效地解决资金缺口。租股征收范围广泛,征收租股过程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促进了公司理念的传播。出资者不再单纯地认为自己是借款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川汉铁路公司的"座上宾",作为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他们学会运用股东会这个合法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摘要：我国台湾地区经济部于2019年出台两则新函释,限缩了司法院释字第100号解释与2011年经济部旧函释所认可的、公司可通过章程提高股东会决议门槛的事项范围,一定程度上欲摆脱私法自治原则的桎梏。然而,在公司章程公开的条件下,仍是可以期待利害关系人查阅、知悉公司章程并作出相应交易安排;且公司章程提高决议门槛后,乃对少数股东权益提供了一道保障,不必再设置配套措施。而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75条“假决议”的制度设计,又让章程自治提高普通决议的决议门槛显得没有必要。总而言之,在台湾公司法制中,在制度上应适度放宽公司法的管理,应允许公司在以章程提高股东会表决门槛上实现自治,使得公司朝着个性化方向发展,为必要且合理之路径选择。

摘要：基于立法理念上的偏差 ,我国现行的公司股东会制度有很多缺陷有待纠正。在股东会的召开方面 ,应当完善股东会的出席者、会议的召集、临时会议的召开时间、会议通知和议事日程等方面的规定 ,并做出一些有利于保护小股东利益的规定 ;在股东会的表决和决议方面 ,应当完善有关代理投票权、通过决议的表决权数、对违法决议的救济措施等方面的规定 ;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 ,应当设计一套职工持股的机制 ;在股东的诉权方面 ,应当就股东诉讼的适用范围、针对的对象、起诉条件、诉讼请求。

摘要：虽然我国《公司法》常将企业经营者不合时宜地称为经理,但在实践中人们早已习惯把公司的经营者称为总经理,一些大型集团公司还会将经营者称为总裁。在公司治理的董监高序列中,总裁是高管中的领头人,其负责带领公司高管团队和各级组织执行董事会制定战略和决策,完成相关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于股东会、董事会,总裁是最高职级代理人,在整个公司中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岗位。

摘要：提起万子和,过去在北京的戏曲界人士,想必都非常熟悉.他是当年京剧界中的一位特殊人物,虽然不会编导、演戏。

摘要：试行股份制以及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重新改组国有企业以来,在公司治理机构设计方面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协调“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所谓新三会,是指常态公司治理机构中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老三会是传统企业组织制度中的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新三会是公司制企业治理机构的主体框架,在创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必须坚持;

摘要：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格,其核心要素在于确定并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制度,最大表征与实现者则为权力界定清晰的管理人制度。现行认缴资本制度使财产区分原则遭到破坏,作为管理人的董事会的执行机关地位并不明晰,股东会、董事长、经理的地位和权力被有意无意地加重或扩大。公司法修改应当废除认缴的注册资本制,建立仅公司实际发行且股东实缴出资部分为公司法定资本的制度。我国公司法采股东优位主义,但董事会仍应是公司的中枢,相关制度的设计应体现出其应有的权力、义务与责任,并以此清晰界定董事会与股东会、法定代表人及经理之间的关系。股东仅因股东身份而围绕着公司产生股东的价值与意义而予以定位,从而更好地体现并实现公司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