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遗旅游迷思是非遗旅游项目引发人们产生旅游想象而形成的旅游吸引力。在实地考察、研读史料和相关文献基础上,根据罗兰·巴特思的迷思学理论思想对民俗类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从民间社区走上文艺舞台、景区舞台以及形成文化旅游节的实践历程剖析发现:非遗旅游迷思包括本真性迷思、地方专有性迷思和神圣仪式性迷思,是旅游目的地迷思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目的地以民间社区传承为本底,将当地的仪式、乐舞和礼仪等文化元素通过文艺舞台和景区舞台展演以及举办文化旅游节等形式创新生产形成非遗旅游迷思;当地居民、政府、旅游企业与艺术团体、游客、传播媒体等多主体共同参与非遗旅游迷思生产并共创非遗旅游迷思经济效应。在新时代,非遗旅游迷思生产应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为指引,在文化本真性传承基础上不断挖掘时代元素,与旅游目的地迷思相协同并从时空与产业层面强化迷思效应。

摘要：《云南映象》是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里程碑式的成果,它同时也被视为民族文化传承和开发的模式之一。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云南映象》都不可能实现“原生态”。但这并不妨碍舞集的价值,以崭新形式出现的《云南映象》理念新颖、形式超脱,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把传统文化传承的重担完全交给《云南映象》不太现实,“杨丽萍模式”还需要一些其他角度的补充。

摘要：文化人类学把艺术看做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民族民间艺术则是我们理解、把握、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路径。在舞台化的展演中,民族民间艺术脱离了其原生境,原有的审美愉悦、宗教情感、文化想象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发生变迁,在激发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对其传承和保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摘要：当民族舞蹈舞台展演这一艺术形式近年来在西部以及全国更多地区上演并悄然开枝蔓延成为一种广泛可见的审美现象时,对于这一审美现象的研究和争论伴随着这一"新事物"的出现而持续不休。对大型民族歌舞展演《云南映象》的符号叙事和意义建构进行文本细读发现,民族舞蹈艺术展演文本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民间的、官方的、精英的、大众的,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多元化"整体。民族舞蹈艺术舞台展演的生存和壮大不但根基于这种"多元化"的美学基础,更得力于其内在的多重价值体现。

摘要：叙事是民族舞蹈舞台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而符号则是民族舞蹈叙事结构的语言手段。民族舞蹈舞台展演可视为一个由造型、服饰等多个元素构成的符号系统。在消费社会,民族舞蹈艺术舞台展演文本的符号叙事是由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所支配,通过新媒体技术对传统民族文化元素进行拼贴和生产的舞蹈艺术视觉景观。文章从消费社会理论的角度,结合符号叙事学,对民族舞蹈舞台展演这一审美现象进行理性透视,探究这一文化符号表征背后的消费意义。

摘要：社火具有沿街行进演艺的突出特点,属于游艺民俗。以行进展演为特点的社火并不完全排斥舞台展演,既有历史脉络可循,也有现代社会发展的诉求,这构成了社火舞台展演的实践逻辑。这样的逻辑有着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现实指向也不同。舞台展演作为社火改造的方向和路径存在着传承风险,主要集中在民俗语境的剥离、传承主体的变迁和传承动力的变化。社火舞台展演的实践逻辑需要客观评价,由其引发的舞台展演尝试亦需充分考量面临的传承风险。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声乐为主体的音乐表演艺术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以民族声乐在表演、创作及国际交流等方面所取得艺术成就最为突出。本文取1949-1956年7年时段,以民族声乐舞台表演艺术为对象,从"唱响国际舞台:中国民歌手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绽放""民间音舞会演:关注群众的歌唱,挖掘民间声乐天才""全国音乐周:‘土洋嗓子’的充分交流与激烈碰撞"等三个方面给予重点梳理、剖析和论述,总结民族声乐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摘要：戏剧小品一直以来,备受全国各地各阶层人们的喜爱,对其独特艺术魅力的探讨,零零总总不少。业界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一只话剧小品舞台展演时间为12分钟之内。共识一经形成,首先约束的是剧本,其它的艺术环节随后才会跟上。而剧本,是由一个个文字组成,如果除掉剧本规范格式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其中的舞台调度提示、人物动作提示等说明性的文字之外,那么,留给话剧小品中各个角色的台词,一般是2800至3200字为宜,多了,就要受到这个共识的摈弃。

摘要：将民族歌剧的演绎融入到高校声乐教学中,能使声乐学习者的专业水平在情感诠释、舞台表演、兴趣激发、语言塑造、以及音乐修养提升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历练学生的优秀思想品质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