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洪顶山摩崖刻经是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中最早的系统性工程,学界对其整体设计意图的问题尚缺乏关注。重新审视形式问题本身,会发现其整体工程借用石壁、凸起岩体等空间层次,存在不断仿拟佛教物质文化中已有的佛龛、刻经窟、纪事碑等物质概念的策略,最终以视觉艺术手段完成了对塔形石窟建筑空间的幻觉式营造。不仅其中设计思路的变动、调整的情况得以清晰呈现,作为营造观念主体僧安与法洪的思想分途与整合也同样可以从中得到解析。其整体图像程序显示,从刻经文本内容到摩崖工程形式塑造,均统摄在般若学内涵的表达之中。其神圣空间属性的完成,取决于相应佛教思想之投射与同时期佛教物质文化之影响。它并非功能性的存在,而是一种非营造式的营造,是一种对物的虚拟呈现的视觉艺术,可以说它塑造的是一种全新的感知方式。

摘要：佛教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嬗变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魏晋时期促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教心性理论激发了魏晋文人具有审美创造原动力意义的自由意识;二是佛教般若学促使在审美活动中起着价值导向作用的真实观,由注重客观真实上升为注重以主观真实为重要内容的艺术真实;三是佛教形神观中的重神倾向促成并强化了审美—艺术思维中“贵神似,重写意”的审美追求。这些变化正是魏晋时期的中国古典美学走上自立、自为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

摘要：流行于晋宋时期的玄佛静观思想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它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由于静观思想要求主体保持一种虚静的精神状态,因而培养了晋宋文人审美的人生态度;由于玄佛学把山水看作是道的显现,因而使悟道与观照山水融为一体,使静观悟道方式转化为对山水的审美方式。所以,静观思想便成为推动晋宋山水诗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2) 静观思想还影响了晋宋山水诗的风格和结构,使其形成了萧散玄静的意趣、清新的景物境界与“山水描写十玄言”的结构模式。(3) 静观思想以独特的认识程序把山水描写引入玄言诗中,随着山水描写成分的日渐增多与玄言成分的逐渐减少,最后发生质变,使山水诗取得了独立的艺术地位。

摘要：云南最早的居民是出现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时代。我们不仅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宗教信仰的最初意识,而且对他们此后的踪迹也毫无线索。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并且参考民族学。

摘要：黑格尔说:'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美学》第一卷第10页)的确,就各门优秀艺术的最终目的而言,它们与形形色色的哲理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是这种内在联系在表现形态上,还存在着明显与隐晦、紧密与疏远的种种差别。因此在表述时,也存在着难易、宽窄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考虑,汉魏六朝游仙诗是一个较为适中的探讨对象。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哲学和宗教走向成熟的时代,也是文学渐趋自觉的时代。游仙诗的生长过程,较为清晰地体现了时代思潮的兴衰、更迭,体现了各个不同时期人生关注的兴趣所在。

摘要：书画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末魏晋时期,便进入了艺术门路。根据书画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看出在汉末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率先走入艺术自觉,在魏晋时期主要是表现人物美,所以人物画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晋宋时期山水画表现出自然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宗炳是山水画的开创者,也是山水画理论的继承者,他写的《画山水序》至今为人们称赞。宗炳提倡的倡神协议,也是在顾恺之以形写神的前提下不断发展的。山水画的发展创新,体现出山水美的同时,也带领人们走入了山水境界之中成为了独特的意境与意象,成为了人们精神与志向的拓展和延伸,但是山水画又依赖于般若思想与心性论、佛性论等对人们心灵的洗涤,尤其是禅学风气对人们精神的熏陶。本文基于晋宋之际玄禅背景下,简要分析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希冀有效推广中国山水画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们进入山水境界中,感受山水的意境美。

摘要：在佛教东传史上道安是一位对佛经翻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他开拓出了佛经传译的新纪元,标志佛教文化传播走向系统和规范。道安学兼内外,具有包括政治洞察力在内的多方面的才能。他的声望和影响借助王权的支持而遍于京洛,他在当时的僧俗各界具有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道安毕其一生,与般若学相始终,在佛学思想上说,他是本无宗的代表。他与竺叔兰、罗什并驾齐驱,将般若学推向高峰。他的思想中吸纳了魏晋玄学清谈的内容而具有以道解佛因素。同时道安思想中包含对现实世界有浓厚参与色彩的弥勒信仰。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说,佛经翻译和佛教中国化为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确立了一个最佳的典范,而道安在其中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作为一代高僧、一个致力于佛教经典翻译的思想家而言,求知、"决疑"更符合道安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