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宪制是承载一个文明体的根本大法。作为汉代儒宗的董仲舒,其“大一统”的宪制思想是对周秦巨大变革的回应。与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不同,经学意义上的“大一统”包含“尊王”与“贬天子”两个内在维度,规范限制君权的“贬天子”实内置于“大一统”的“尊王”维度所蕴含的深意中,此春秋公羊学的宪制精义在后世逐渐被遮蔽。一方面,“贬天子”体现为国家“大一统”宪制的精神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制”,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通三统”作用于“大一统”宪制的制度变革,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通过一整套政教制度的设计,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董仲舒的宪制思想不仅是为汉立法,其接续先秦六经道统,对我们认识现代中国宪制文明的精神底蕴,具有跨时代的思想意义。

摘要：董仲舒作为“百端之学”中的一介儒学者,在汉武帝的号召下成为了众多献策进言者之一,因献策得到汉武帝的欣赏而进入了体制之中,当了一名儒臣。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中,汉武帝是因,董仲舒是果,武帝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和选择权。董仲舒在《对策》和著作中为汉武帝设计和提供了君权天授、天道化纲常伦理和儒者治国的方案与蓝图,企图将汉武帝指向的“大一统”体制神圣化、系统化、恒久化。这是他在“大一统体制面前的主动选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他个人的命运在他奉侍的制度面前却没有自我选择的余地。

摘要：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治创新,满足了秦汉社会转型和皇权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摘要：董仲舒关于身体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身体观。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身体观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理解:一是从本体的视角理解,指出“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揭露了身体与天的一致性;二是从伦理的视角理解,认为伦理道德的实践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道德践履才能得以表达,脱离身体的表达都是一种纯粹的抽象认知和形式说教;三是从政治的视角理解,强调治国与治身、政道与身体的关系。

摘要：董仲舒作为儒家代表,在他的礼乐思想中渗透了传统文化审美观,同时也体现了深厚的音乐哲学思想。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等论著中,深刻地呈现了传统音乐哲学和美学的思想内涵,并对当时以及现今的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同时也对儒家的礼乐思想进行了高度的凝练,为传统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注入了思想动力。本文从纯其美、安其情、中和之道等层面对董仲舒的礼乐哲思和艺术审美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诠释。

摘要：中国古代文化从先秦“诸子时期”过渡到汉代“经学时期”是一个各家思想融汇和重构的过程,董仲舒对《春秋》和《公羊传》的诠释虽意在以天道权威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但在“天人感应”的逻辑理路与思维模式上与先秦墨家一派相互关联。在“天人关系”的图式中,董、墨将“天”设计成人类行为活动和伦理道德的主体性根源,把自然界之变象作为印证人们与神灵之天相互感通的解说工具,并于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关涉着王道统一与制约君权的价值追求。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学术并非完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之要义在汉代被选择性地融入儒者之大经。与此同时儒家经典的阐释中羼入了子学与史学成分,构成汉儒经学与子、史汇通融合的文化景观。

摘要：汉在建政后的最初六十多年时间内,朝廷以黄老之学为主导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是一种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有效发展,特别是“文景之治”近四十年,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摘要：每个城市受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都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和气质。在衡水市城市文化体验建构下的董仲舒插画设计在主题选择、文创设计易识度以及体验形式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尝试,为在该区域的文创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思路和创意点,对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和形象以及建构良好的城市文化体验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摘要：董仲舒继承和发展儒学,他设计了一系列有效的德育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广泛的思想性,注重身教言教相结合、严己和宽人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这些主张对于今天的德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天下为公”理念,并试图在汉武帝时期实现“天下为公”的制度化。《天人三策》所内蕴的“推明孔氏”问题,其目的是凸显孔子“素王”的地位,实现《春秋》(“素王”之文)为汉帝国立法,有效限制君权,这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保障。《天人三策》内蕴的“抑黜百家”问题,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实现儒家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天下”,而“抑黜百家”在教化制度上的落实则是“兴太学”,在制度层面推进“选贤与能”与“讲信修睦”,这是“天下为公”的德治保障。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追求的“大众民主”对儒家的“精英政治”理念予以批判。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的制度设计的政治遭遇,内蕴着“道统”与“政统”的内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