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邦达是乾隆时期有名的词臣画家,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编纂《石渠宝笈》,受其影响尤深。其绘画创作及书画鉴藏活动与《石渠宝笈》密切相关。在《石渠宝笈》研究中,鲜有针对编纂者艺术活动及书画创作。本文在此方面做一个尝试探讨,以俟来者。

摘要：董邦达为乾隆皇帝时期的词臣画家,官至礼部尚书,对他的绘画作品,后人有较高的评价,将其与五代董源、明代董其昌相提并论,谓之"三董相承"。董邦达的作品,山水画居多,受到"四王"及娄东画派的影响,苍逸古厚,善用枯笔,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为之题诗,名重一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宫廷中的画家,他逐渐被人们遗忘。本文拟从董邦达与董源、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的比较着手,重新认识他在绘画史上的成就,从而对他将文人画风带入宫廷,丰富宫廷绘画这一史实有进一步的认识。

摘要：本文以图像、文献和档案为基础,试图藉诸种材料的分析,阐述董邦达奉乾隆皇帝之命绘制《四美具合幅图》的缘由,以及作者对绘画主题、题材、风格、构图的选取,通过分析作品从母本到成品的制作过程,力求揭示出皇帝、词臣和画家在创作中的意愿和互动。作者试图借助个案分析,揭示词臣画家在乾隆宫廷内艺术风格的形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此外。

摘要：据笔者初步统计,见于著录的董氏父子书画作品多达一千余件,其中著录于清内府所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诸编者,董邦达书画作品凡二百七十四件,董诰书画作品凡一百九十二件,而如今保藏在北京、台北两地故宫博物院的董氏父子书画作品亦有五百件左右。见于诸种文献著录的董邦达书迹有近一百件,从其书迹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1)独立的书法作品墨迹。这部分作品数量较少,见于著录者仅七件。(2)

摘要：董邦达是康乾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他集娄东、虞山派之所长,擅用渴笔,画面苍逸古朴。他吸取前人的笔墨精华书写胸中意趣。这一吸取变通的过程,体现了中国绘画中"仿"一词的独特内涵。通过对其《秋山对弈图》与他的另外作品比较,分析董邦达的作品风格特点。

摘要：盘山位于天津蓟州区境内,传为三国名士田畴隐居之处,自唐代兴建诸多寺宇,后成为一处隐居胜境。清代乾隆皇帝在此兴建盘山行宫,作为东巡驻跸之所,盘山由此成为一座皇家大型山地园林。在乾隆朝,乾隆君臣创作了众多关于盘山行宫和盘山的绘画作品[1]。当前,傅申、杨丹霞、邵彦、王其亨、吴佳燕等人对盘山行宫与盘山图绘的整体脉络和个别画作进行了梳理和探讨[2]。

摘要：清代董邦达《葛洪山八景图》现存两个版本,一为《石渠宝笈》旧藏本,一为今上海博物馆藏本。二者在用色、内容、次序、题词、钤印上存在极为明显的差异。通过光绪三年(1877)《唐县志》所载董氏《葛洪山记》,可以考定上博本为改订稿,《石渠宝笈》本则为最后定本。两本之间的差异源于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绘画制度,以及帝王对画事的积极参与。《葛洪山八景图》稿本与定本并存的实例,对研究董邦达的艺术实践以及古代绘画史均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董邦达虽布衣出生,但好古力学,诗文书画皆精。董氏绘画并无家学渊源,文献亦无记载师从何人,其所取之成就,应全在学古人上用功。但纵观其临仿对象,多以'南宗'画家为主。其艺术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师古之风的环境和参与编修《石渠宝笈》的经历都是影响其创作的因素。董氏能根据作品的用途区别而采用不同的技法及创作态度,因此产生了不同的作品风格。

摘要：乾隆帝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命名养心殿西暖阁温室为“三希堂”后,命董邦达绘制《三希堂记意图》以助其兴。本文对董邦达绘制此图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于乾隆十一年元月上旬开始创作,月底画成。画作受到乾隆帝的赞赏,进一步巩固了董邦达在乾隆宫廷的绘画地位。此图借鉴了钱选《观鹅图》的构图和核心要素表达。乾隆三十年,金廷标以《三希堂记意图》为母本绘制《掣笔图》,三图成就了“母本-临仿者-母本”这个艺术史上经典的传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