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房地产企业受房价上涨的吸引投资于房地产业务,虽然能给企业带来业绩增长,但这使得企业业绩很难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业绩质量也不高,根据高管薪酬的最优契约理论,企业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使用权重会被降低。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以及中国非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影响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高时更显著;以上结论在使用DID模型控制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摘要：基于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和高管薪酬管制背景,利用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就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稳健的会计行为是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重要因素,随着会计稳健性的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得到显著提高;而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公司规模越大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会计稳健性的功能被部分替代,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作用受到抑制。研究结果显示会计稳健性是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机制,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和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会计稳健性的本质功能,不能为追求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而轻易放弃这一会计原则。研究结论为拓展会计稳健性的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对评价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推动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核心竞争力与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系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薪酬业绩敏感性。其作用机制为: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需要激励高管承担风险,而且核心竞争力建设有助于提高盈余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有效监督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核心竞争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管权力较大的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揭示了核心竞争力在薪酬契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核心竞争力与公司财务交叉学科研究,拓展了薪酬契约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摘要：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企业高管无疑是影响并购中业绩承诺履行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认知方面,对于与高管利益密切相关的高管薪酬契约在其中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基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视角,以有并购并处于承诺期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衡量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业绩承诺的完成率和完成的可能性也越高。本文将其中的作用机制归结为高管薪酬契约对业绩承诺履行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条款的“倒逼效应”,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视角进行了验证。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业绩承诺履行机制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拓展了高管薪酬契约外部性的研究文献。

摘要：本文基于高管创新努力视角,检验政府补贴对高管在研发投资上的激励作用。选取2009—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面板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研发投资敏感性,考虑内生性以及改变核心变量的计量方式后,研究结论保持稳健。拓展分析表明,上述作用在政府补贴强度更高的企业表现显著,对业绩压力大的企业或者连续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效果不显著,表明在补贴方式上,连续补贴不如加大补贴强度效果好。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为高管从事风险相对更高的研发投资提供了激励。本文拓展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为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和薪酬契约设计提供了启示。

摘要：高管合谋是大股东掏空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但高管是否愿意和大股东合谋取决于两个重要条件:大股东的控股程度与高管报酬契约。现有关于掏空的研究很少涉及高管合谋与合谋条件。理论分析发现大股东控股程度较低时对高管控制力度不够,需要高管合谋配合才能实现掏空。当大股东控股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不再需要高管合谋。为达成合谋,大股东设计的报酬契约削弱了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股权激励使高管成为股东,为抵制合谋提供内在动力。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大股东持股水平较低时,掏空需要高管参与。为此,大股东对报酬契约进行了特殊设计:一方面给予合谋的高管更多薪酬,同时削弱薪酬业绩的敏感性,由此减轻高管因掏空损害业绩导致的薪酬损失;另一方面用隐性契约替代显性契约,给予高管更多在职消费,以隐性收入方式分享合谋租金。此外,高管持股不能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发现只有在需要高管合谋的情况下大股东才有削弱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动机。

摘要：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摘要：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研究大股东与高管合谋掏空情况下的持股特点、报酬契约设计与合谋租金分享等问题,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合谋掏空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一定水平,持股水平低无法对高管施加必要影响,合谋难以达成;持股水平高不需高管合谋;为推动合谋的形成,大股东对报酬契约进行了设计,一方面削弱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另一方面用隐性契约替代显性契约,增加高管的在职消费;股权激励使高管成为股东,为抵制合谋提供了内在动力;政府监管具有法律严肃性,成为防止合谋的重要外部机制,但相关配套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论资排辈现象明显,这种现象可能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立足中国传统社会背景,通过甄别高管薪酬差距形成的机制,探寻薪酬差距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及其传导机理。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差距显著影响薪酬差距,控制企业绩效等其他影响高管薪酬关键因素后,高管团队年龄差距与薪酬差距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年龄越大的高管获得的薪酬更高,这表明我国企业目前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的薪酬结构。而论资排辈导致的高管薪酬差距降低了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程度,限制了企业薪酬契约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这种传统文化引起的薪酬不均现象会导致企业效率损失。本文从薪酬差距的形成机理视角证实了企业"论资排辈"式薪酬的存在,利用中国企业情境为薪酬的"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和薪酬管制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