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未对独立董事进行类型化区分,未明确独立董事侵权责任认定标准,大都保留着“签字即担责”的行政责任认定做法,并且在比例连带责任下仍存在独立董事过责失当的问题。为准确认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中的民事责任,应以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为切入点,分析现有过错认定标准与归责形态的弊端,结合现实情况引入商业判断规则、职业审慎标准以及限定赔偿制度,合理设计独立董事阶梯式差异化责任承担形态,构建公平合理的独立董事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新司法解释。新司法解释以强化资本市场制度供给、畅通投资者的权利救济渠道为导向,在立法理念上呈现了追求个别性保护机制的基本定位、深化填补损害的基础功能、维护市场参与各方权责配置中的利益平衡以及寻求体系化思维下相关机制良性互动的价值取向。在制度设计上,新司法解释从取消前置程序、虚假陈述的认定、重大性及交易因果关系、过错认定、责任主体、损失认定、诉讼时效等方面对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予以系统总结,力求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责任设定到赔偿机制的整个制度体系上实现重塑与规范。

摘要：证券发行注册制下信息披露居于核心地位,防范虚假陈述又是完善信息披露的关键环节。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涉及中小投资者群体切身利益,“重大性”判断在虚假陈述行为认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注册制下的重大性制度设计,应更加注重考量效率与成本因素,从而更好兼顾保护利益保护和帮助企业融资目的,有助于降低企业信息披露成本。本文以462份相关裁判文书和45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样本对我国现行法律中“重大性”认定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注册制改革背景下“重大性”司法审查的法理逻辑调适,结合《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价值理念,论证了“重大性”司法审查和行政审查的区别。并通过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相关国家对“重大性”的认定标准进行介绍,阐述了各国在投资者决策和价格敏感标准上的可借鉴之处。最后提出探索我国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司法认定标准及程序,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摘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项全面、系统的规则体系,正处于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中。除了相关规则的修订与完善外,司法机关对独立董事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审判案例,先是检验了独立董事规则制度的适用性,然后是梳理与总结审判案例的确定规则和标准,最后是在将之上升为一般性适用规则的过程中完善了独立董事制度。这种“规则制定—相关规则适用的判例总结—将从相关判例明确而来的规则上升为相关规则”的路径,对现今独立董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照此路径完善独立董事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引起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则体系,就是要在总结相关实践与案例的基础上,区分民事赔偿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打破签字保真就担责的僵化归责原则,根据实际行为主体确立其民事赔偿责任,结合独立董事过错程度设计其民事赔偿责任内容,建立“过责相当”的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规则。

摘要：随着近年来证券发行注册制、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等改革的推进,预计未来证券欺诈救济案件数量和求偿金额将显著增长。考虑到上市公司偿付能力的分化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投资者可能面临救济不足的局面。为此,有必要构建符合中国证券市场运行实际和治理需要的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我国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的制度建构应遵循下列逻辑:一是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二是防范证券市场相关主体的道德风险;三是节省司法资源,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在资金来源方面,可考虑在创设基础配置方案的前提下,因时制宜地制定多元资金筹集方案,并根据资金偿付的优先顺序,设立统筹账户和个案账户;在赔付范围方面,在证券虚假陈述类案件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将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赔付范围扩大至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类案件;在赔付标准方面,对不同类别投资者的赔付数额进行限制,以防止道德风险;在设置模式方面,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法人组织形式,同时赋予投资者赔偿基金一定的监管职能,促使其更主动地参与到投资者保护之中。

摘要：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中,“完全连带责任为主,补充责任为辅”的责任形态弊端突显,比例连带责任成为国内法院审理新方向。但是,比例连带责任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中的适用并非毫无限制,应当同时满足积极要件和消极条件:对于前者,要求中介机构与发行人基于意思或可能因果关系形成一体性而构成共同侵权;对于后者,建基于“责任与处罚相当”之法理,主体为保荐人或主观为故意的情形不适用比例连带责任。在适用路径方面,宏观上,比例连带责任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的适用应设置上限,该上限与最终责任采正比设计;微观上,最终责任需要综合考量过错程度、原因力、专业范围等多元因素予以勘定。

摘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发行人与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面临新挑战。统计发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大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故意欺诈有关,建议在制度设计与监管执法方面强化对“首恶”的追责,并探索中介机构过错大小与责任承担相匹配的法律路径。中介机构之间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划分,应综合多维度指标,按照过错程度与导致损失的原因力大小确定责任份额,并厘清第三方主体间接导致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从中介机构、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三方面提出对注册制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风险防范与政策调整建议。

摘要：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的废除渐成现实。前置程序的取消,势必对现有证券民事赔偿司法审判活动的诸多环节造成重大影响。从审判实践出发,前置程序取消后的司法应对,包括诉讼时效的起算、揭露日的认定、重大性的认定、原告举证能力的补强、防范滥诉、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协同等,攸关我国资本市场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的有效应对及协同配合,内应我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与良性系统生态。本文从理论维度和实践视角对前置程序取消后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整体运行以及重要环节加以审视反思,修正既有的应急性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为建构科学高效且适应本土国情的中国特色证券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提供方案与思路。

摘要：现今社会,广告充斥着人们生活的空间,随之而来的是虚假广告的恣意横行。从SK-II到三鹿奶粉,从＂藏秘排油＂减肥茶到亿霖集团,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虚假广告的危害。在此类虚假广告中,荐证人往往以虚假陈述这一方式替广告做虚假宣传,对此造成的损害,荐证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文借鉴英美法中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着重分析了广告荐证人在故意或过失作出虚假陈述的情况下,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摘要：本文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入手,以虚假陈述的损害赔偿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虚假陈述的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及实现保障进行了简要剖析。以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为研究对象,明确除发行人以外,发行人的董事、证券承销商、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均应对虚假陈述承担不同程度的赔偿责任。赔偿真正实现,投资者的利益才真正得到了回复,权益才得到了保护。本文仅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实现保障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