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法》第31条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含义未明确规定,引起学术界与实务领域的广泛争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指在单位内具有相应职权身份,未参与危害行为实施,但危害行为发生与履行职责有直接关系的人员。这类人员承担的是有别于行为责任归咎的刑事责任,基于其归责上的特殊性,可以增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合规监管失职罪”。该罪宽缓化的刑罚设计,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程序出罪和从宽量刑提供了发挥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刑事合规激励的效果。进入刑事追诉环节时,应根据相对不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法定从宽量刑制度自身的规范设计和目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分案处理。

摘要：土壤治理责任主体的认定,关系到土壤污染后续的责任追究和治理责任的落实。尽管《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第45条引入了土壤污染责任人制度,但将其认定程序授权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定。鉴于该法对土壤治理责任主体制度的规范设计缺乏可操作性,借助损害担责原则和共同负担原则对土壤治理责任分配的正当性进行证成。结合行政秩序法上的行为责任和状态责任,梳理土壤治理责任主体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美国、德国等国的土壤治理责任主体制度经验,从土壤污染责任主体构成、土壤治理责任的归责原则、土地使用权人的责任界限以及多数土壤治理责任主体的选定规则等维度,提出土壤治理责任主体制度的框架结构。

摘要：将于今年9月实施的新《广告法》充实和细化了广告内容准则,明确了虚假广告的定义与典型形态,明确了广告行为责任,这些都有利于《广告法》的实施与监督。从报业经营的角度看,新《广告法》实施后,报业广告会有一定的阵痛,但影响不会大。

摘要：我国当前的《侵权责任法》重视了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进行了特殊侵权责任制度设计,但在价值判断和制度机理上依然秉持私权保护理念。这使得当前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存在着诸多内生缺陷和实施困境,其症结可以归结为环境侵权所致损害超越了传统民事侵权的损害结果。环境侵权中"对环境的损害"以及生态利益的损害已经不能在传统侵权结果责任框架下寻求救济,必须引入环境侵权行为责任理念,并相应地进行制度设计。该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行为责任性质界定下环境侵权的认定依据,环境标准制度可以发挥环境侵权认定的制度功能。

摘要：《土壤污染防治法》第45条确立"污染责任人"与"土地使用人"为法定土壤污染修复责任主体,前者承担首要责任与终局责任,后者承担补充责任。农地作为土地的重要类型之一,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引入"状态责任"对及时管控污染风险与修复污染农地有所裨益,但应契合本国既有的经济制度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就农地而言,其污染管控与修复责任主体应与建设用地等有所区别,应对农地使用权人作类型化区分,设计不同的责任承担规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村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与及时修复,保护脆弱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三权分置"农地改革中土地使用权人的可期待利益,提高经营积极性,实现农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