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政合同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力"与"合意"的产物,实际体现为一种受行政权监督的契约关系,承载着双方的利益诉求。对行政合同的过程性分析可得出行政优益权浮现的径路,司法权对其进行调控的标准和限度可达致对行政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在传统的公益优先理论面临契约伦理的挑战时,司法权理应在司法最终性与行政自主性各自分工的理念下协调并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利益的平衡。由于行政合同制度的理论设计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需求,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促进合作行政的发展,重新培育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信赖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失为实现良性的行政目标的又一路径。

摘要：初始作为行政机关,但并非永远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可以参与非行政法律关系,充任包括民事主体在内的其他角色。判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合同是否为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不应将距离合同较为遥远的因素也考虑在内,而应借鉴"近因理论",或采"直接执行公务说";抓住合同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而非以次要方面、次要矛盾为据,确定合同应否归属于行政合同之列。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合同划归行政合同的范畴,意味着让权力从制度的笼子里逃逸出来,行政权力膨胀,对于市场运行更多地依赖权力而非市场规律,这背离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深邃思想和良苦用心,违背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和精神,不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坚定立场,会吓阻外商投资于中国,何况行政法体系内部也不自洽,故这种泛化行政合同的理念及设计极不可取。

摘要：《行政诉讼法》将行政主体违约的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未对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纠纷的解决途径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也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但长期以来争议不断,效果不佳。随着行政协议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社会治理中,相对人违约问题亟需法制供给。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对这一问题作出的规定,是对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非诉执行解决途径的回应与升华。对第24条从理论依据上予以证成,从制度设计上进行展开,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与争议,从而实现当前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救济机制的完善。

摘要：以传统私法救济途径去解决PPP协议,会出现法官于民事诉讼中无法审查行政行为的困境,仲裁制度亦然。传统民事诉讼程序这一天然缺陷导致无法对PPP协议履行中政府方之行政许可、审批及监督等行政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未必能有效救济私主体之合法权益。为此,以民事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要充分考虑公权主体权力行使的特殊性,解决政府方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问题。另外,PPP协议具有公共性,涉及合同当事人以外通过缴费或者税收等方式实质享用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关规则设计也应充分考虑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行政诉讼对行政协议的私法化改造一定程度上回应了PPP协议的私法属性。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