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据治理时代,行政程序作为“权力—权利”制衡结构的核心设计愈发重要。立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理性,数据治理被赋予助力风险行政程序、促进给付行政程序以及优化秩序行政程序的功能期待。但实践表明,数据治理成为侵蚀制衡机构的存在,行政相对人对等地位降格、程序性权利被吞噬,而行政主体也获得了技术性外衣的庇护,行政程序工具理性复归。究其原因,算法数据的引入由行政主体掌控,且其运用场域为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本应存在的外在约束力量缺位。对此,应当重申程序本位主义的正当价值,在此基础上调整规则合法性以及功能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算法、立法和司法三个维度技术性补强原有制衡结构。

摘要：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算法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全新面向,在提高行政程序效率的同时,亦带来诸多法治挑战,亟需对此进行回应。在算法行政中,技术程序难以与传统程序理论在时空观、权力观和人际观上形成耦合。同时,算法的封闭性、瞬时性、黑箱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对申请、告知、信息公开、证据、说明理由以及陈述申辩等程序制度带来挑战。基于此,有必要构建涵盖主客观层面程序正义的算法程序正义理论,从而为算法行政提供程序法定和程序正当功能。以此为遵循,从“权力性”和“权利性”程序维度出发,更新设计算法行政的程序法治路径,可望实现数字化与法治化的深度融合。

摘要：理性的行政程序要求其在制度设计及运行中必须遵循行政法治的精神,注重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以追求效率作为内在价值等。实践中将行政程序虚无化、绝对化、脱节化和苛刻化都是非理性表现。为此,应当合理定位行政程序,把它作为工具性要素附着于公平价值;通过行政程序典则化,对目前分散的行政程序规则予以整合并进一步规范;设计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深度参与的行政程序规则;建构行政程序运行的监督体制机制,以矫正非理性行政程序;将行政程序运行的效果和结论交于司法程序最终裁判。

摘要：行政法律规范中存在大量关于书面形式要求的规定。传统的书面形式通常是以纸质媒介作为载体,以易于阅读的形式体现意思表示,其具有警告、识别、验证、终结、延续等功能。在数字化行政中,基于行政程序的非形式性原则,数据电文形式作为一种替代书面形式,广泛应用于行政活动中,但却与传统的书面形式要求存在冲突。为了纾解存在的张力,行政程序应当以功能等效原则为指引,设计数据电文形式作为替代书面形式的搭桥规则。然而,在数字化行政中,行政机关使用替代书面形式也并非没有限度,一方面,需要坚持自愿原则,避免“仅有数字”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坚持数字平等,消除“数字鸿沟”问题。在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设计中,应当规定替代书面形式的原则、条件、形式及例外等内容,以此为“切口”对数字行政程序进行体系性回应,进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摘要：数字技术介入到行政活动中,引发了行政活动在空间布局与活动场景的变换、活动方式的升级与活动理念的更新。行政活动多方面的变化也带来了行政程序在定位转变、内容调适等方面的连锁反应。对于授益性行政行为而言,数字技术驱动下形塑的“整体政府”理念,要求程序设计应当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以提升用户体验作为程序的新定位;调适相应的内、外部程序内容使之与定位契合。对于损益性行政行为而言,数字技术的介入挑战传统正当程序要求,吞噬相对人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可通过引入“技”“法”相结合的手段进行补强,更新对正当程序的理解。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讨论中,应注意对数字技术介入行政活动的回应,加大对数字化相关程序规范的关注。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摘要：行政程序数字化带来了行政效率提升和行政能力提高的积极影响,但也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保护等方面带来了一定风险。理想的数字化行政程序应当具备服务理念,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保持有效参与和决策民主。以正当程序理念防范行政程序的数字化风险,就是要通过行政法维度的制度设计化解数字技术对行政主体产生的遮蔽,强化程序中行政人员的参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此需要从立法角度凸显数字化时代的正当程序理念,在数字化执法中以正当程序理念指导程序推进,在司法审查中关注正当程序理念是否得到贯彻,在普法中强化民众关于正当程序理念的认识,从而为“数字法治政府”的建成提供程序方面的有力保障。

摘要：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正当性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向善的新的动力源。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

摘要：在我国行政程序的事实证明中,表现出对笔录证据的过分倚赖,然而笔录证据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受传闻规则或直接言词证据原则之影响,学界对行政程序中笔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议。笔录证据是指针对“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等以“笔录形式”固定的言词证据。应在尊重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在取得一定的物证的同时,有限制地使用笔录证据,并通过严格获取行政笔录证据的法定程序,采取录音、录像辅助证明手段,做好制作笔录证据前的案情设计等方式来规范笔录证据。

摘要：行政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保障,而行政程序功能的实现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设定行政程序。在进行行政程序设计时必须围绕五个方面的目标展开,即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公平正义、降低交易费用,同时要规避纯粹的程序主义导致的行政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