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负面清单模式体现了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理念,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护。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归根到底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体现了公民行政诉权的性质,理应以符合权利属性的方式来表述。当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不断扩大可诉范围,但其设计模式存在问题,难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充分保护的目的,必须引入负面清单模式进行重新设计。先以肯定的方式对受案范围作概括性规定,然后将不予受案的各类事项以排除方式明确列举,而未予排除的其他所有符合概括性规定的行政案件,均在应受理范围之内。

摘要：信访与诉讼相分离原则,已在顶层制度设计中予以确定。但实践中的情形较为复杂,尤其是信访事项与复议、诉讼存在一定交集时,如何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争议。对此,需正确理解与适用有关信访的现行规定,准确界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涉信访行政行为,既要避免信访与诉讼不当交织而引发法律关系混乱,又要避免滥用信访事项之名不当地排除依法应予受理的事项。

摘要：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为中心构建的,行政协议引发的争议原本难以进入受案范围。通过将行政协议拆分为"行政行为"和"其他协议行为"两个部分,行政协议中的"行政行为"部分得以进入行政诉讼。此种做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争议的部分解决,却无法得到行政法学理的支撑。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同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方式,二者之间应是并列关系。认清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的关系定位,是构建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关键性前提。我国尚未有实体法对行政协议及其制度构建作出明确规定。先期对行政诉讼制度加以调整,借助"行政争议"而非"行政行为"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助于缓解当下制度设计与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未来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制度空间。

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毋庸讳言,在行政协议理论尚不成熟、行政协议争议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审理规则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必然与单向性设计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不协调的问题。如何设计和规划行政协议纠纷的救济机制,使其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兼容＂,成为摆在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面前的一道迈不过去的门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