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汇聚了各种不同的音乐和文化。本文通过对西域音乐文化发展的历时性梳理,探究西域音乐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交流与传播,它使中原地区形成了乐舞形式多样化、乐器使用多源化、乐人身份多元化的格局。此外,本文还从文化深度和地域空间两个角度,探究了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乐舞艺术、中原诗歌、中原文化、壁画艺术和中亚、西亚音乐的影响。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古筝音乐发展,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地域化、民族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作曲家们尝试使用西域地区的音乐元素,将其融入到现代筝曲中,将西域音乐的节奏节拍、音色等特点与古筝丰富的演奏技法相结合,使作品极具地方民族特色。本文以两部创作时间相差较大的古筝作品《行者》《西域随想》作为研究对象,从作曲家、创作背景出发,分析作品中体现的西域音乐特色。

摘要：白居易祖籍是西域人,受家族传统影响,对西域音乐情有独钟。他一生写了许多有关西域音乐的诗歌,在诗中表现了对西域音乐的独到的感受,为人们留下了一千多年前美妙的西域音乐风貌。他将对西域音乐的理解与诗歌创作艺术相沟通,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将飘然即逝的音符化为优美的诗歌语言。《琵琶行》中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精湛描摹,不仅体现他的高超的诗歌艺术,更体现了他对西域音乐的高超鉴赏力和音乐素养。

摘要：自汉代开辟丝调之路以来,经隋至唐,西域音乐因得到唐王朝宫廷的特殊偏爱与重视而盛极一时。造成这一重要历史文化现象的原因,固然与当时唐朝的国力强盛、文化政策的开明以及西域音乐长期东渐中原的历史性积淀等一般性主、客观条件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更具决定性的、也是史学家常常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来自于统治阶层人物的艺术嗜好和积极倡导。为此,本文独辟蹊径地从唐代皇族及其重臣们的藉里分布知有关史料入手,对西域音乐之所以备受宫廷青睐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追溯和揭示,并根据西域音乐东渐轨迹勾勒出西北汉族民间音乐风格的嬗变以及历史形成的音乐近似色彩区概貌。

摘要：胡姬在唐代一般是用来称呼来到中原地区的西域女性,唐诗中对其乐舞艺术多有描摹,从中可见,胡姬乐舞表现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同时,胡姬们进行乐舞表演时的配乐、歌辞艺术,也是独具风格。

摘要：佛教自传入中国,就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其中,佛教音乐的传播更是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以王昆吾、何剑平先生编著的《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为依据,从中搜集并补充了佛经中有关西域的音乐史料,通过对二次文献的整理,进而从“中土僧侣所见的西域音乐”、“众西域音乐僧在中土”、“由西域传入中土的戏曲、乐曲、乐器”来考察西域音乐的状况。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特殊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政治动荡、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然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内迁却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带来了文化艺术上的异彩纷呈,尤其是在音乐交流方面。随着大量西域音乐及其乐器乐舞的传入,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传统的音乐思想与内涵,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格局突破传统形态的一个节点,对于此后特别是隋唐时期的音乐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摘要：契丹族源于东胡族系,属东部鲜卑宇方部的一支。从公元4世纪兴起,至13世纪西辽灭亡,它经历了九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契丹的疆域不断扩大,力量不断壮大,但是契丹在本土的历史发展中从未间断地进行着族群的文化融合。契丹艺术上承匈奴、鲜卑,下迄蒙古,同时在与西域诸少数民族的接触中也广泛吸收了其音乐特征,本文以契丹民族音乐为中心,主要论述了其音乐文化的传承关系。通过辽代契丹人的主要用于宫廷礼仪场合的"教坊类音乐"和帝王将相及平民百姓们平时所用的"娱乐类音乐"为两大主线,通过从今日存留的辽代出土文物及墓室壁画中找到佐证,以求从音乐文化的角度阐释契丹民族在与西域少数民族融合中显现出的西域色彩。

摘要：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音乐艺术,不仅使中国宗教音乐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形成了中国宗教音乐的多样性传统。从此之后,中国宗教音乐的艺术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延续、发展。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更是中国和亚欧各国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交流的通道。

摘要：西域是自汉代至19世纪末中国对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西域:狭义专指葱岭以东,即今新疆和撒马尔汗、布哈拉等地区;广义则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本文用其狭义。西域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东西方文化的汇流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