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景进入艺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审美的眼睛从功利转向非功利,从人和动物转向植物与风景,这是人类美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风景艺术的产生并非仅仅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题材的重要变革,对自然风景的欣赏标志着人类的审美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自然的审美自觉。魏晋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创造了风景文化。山水美学是中国风景文化的结晶,中文的山水不同于欧洲语言的风景,自然审美的伦理化推动中国山水美学形成简淡疏阔的民族特征,为心灵的诗意栖居提供洞天福地,构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基本走向。中国先于西方世界形成的山水美学是最具民族性的美学遗产,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摘要：汪涛与艾兰交流了改革开放以来,艾兰在推动中西方学术合作上作出的贡献。艾兰回忆了与中国学者的往来,并特别谈及和李学勤交往的经历。二人推动了欧洲所藏甲骨、青铜器的出版,还促成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年度交流项目。该项目在敦煌研究等更广泛领域的国际合作上贡献非凡。汪涛谈及自己翻译的艾兰论著,并与艾兰讨论了其参加中国学术会议的体会。其后,艾兰追溯了在亚非学院和达慕思大学组织的早期中国研究的相关活动,尤其讨论了郭店《老子》研讨会的筹划过程、会议模式和后续影响。该研讨会采取共读文献的形式,为不同背景学者间的对话及宏大问题的展开提供了平台。这种形式延续到了后来的其他会议。接下来,艾兰分享了未来在著述、授课、与清华大学合作等方面的打算,并谈及自己与中美学生的合作,对早期中国领域寄予开放的期待。

摘要：高罗佩《琴道》一书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古琴音乐文化知识的重要论著,在其影响下,几位当代西方汉学家及学者如美国汉学家杜志豪(Kenneth J. DeWoskin)与史蒂芬·阿迪斯(Stephen Addiss),荷兰的音乐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英国的艺术史学者尼克·皮尔斯(Nick Pearce),瑞典汉学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等,对中国琴学也有所贡献,他们都关注到古琴音乐与自然之间的关联。今透过对他们研究成果的省思,可发现西方视角下的限制与不足之处,他们对中国古琴音乐追求与自然合一的修养工夫与境界皆有待深入理解。

摘要：作为西方最重要的文化他者之一,中国艺术自16世纪起便成为西方关注的对象,西方对其评价也随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发生了鲜明的阶段性嬗变。通过系统梳理16至20世纪初西方接受和阐释中国艺术美学的基本历程,可以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探究中国审美趣味在数世纪中对西方的影响,并分析发生阶段性嬗变的历史缘由和文化逻辑。

摘要：全球化研究视野是艺术史不可逆的大潮,跨门类、跨学科的研究逐步成为时尚。在这样的浪潮中,认识中国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思维的差异性,对于中国学者把握研究方向、丰富研究成果有着积极的作用。以近10年来与中国书画研究相关的西方著作为研究对象,试图站在中立客观的角度对相关作品进行审读与评价。

摘要：和平与战争原本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当代两位西方汉学家却分别以“和平哲学”与“战争艺术”为主题,对汉初重要的军事文献《淮南子·兵略》进行了译介。雷敦和从和平研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西方话语,将《兵略》中的战争思想阐释为“和平哲学”,目的在于对当今西方和平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麦安迪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兵略》还原到四重语境之中,追求对原典原意的解读,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研究来为认识与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依据。尽管两人的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阐释路径与文化取向,但他们对《兵略》中反对侵略战争、追求和平秩序、重视民众利益等核心思想的认识是一致的。两位西方学者的《兵略》译介,对西方加深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认识,增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现阶段中国古代典籍外译以及中华传统思想现代化诠释提供了借鉴。

摘要：一些汉学家质疑早期中国(尤其商代之前)存在统一性、连续性和特殊性,这在贝格利对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的评论中有集中而突出的体现。在贝格利看来,巫鸿的著作虚构了一种统一、连续、独特的“中国性”。关于该书论争所揭示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以及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分歧,至今依然存在,近年的一些新研究可视作其回响。回望这次论争,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特殊性亦有启发意义。

摘要：欧美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叙事,打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政治/文学”的二元模式,为国内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新的启发和思路。其中夏志清和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最具代表性,并因两位学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延伸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夏志清服膺“新批评”方法,突出“文学性”这一要素,尽量消解政治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而顾彬则把政治当作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重要构成因素,强调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话语的加入使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更有“史”的意味。

摘要：“中国研究者对于鲁迅小说技巧的注意中心多在人物刻划,西方研究者却极注意他小说中叙述者的运用和他的叙述艺术。我甚至觉得这种注意或许过份了些。”这是一位西方汉学家的概括。就我自己若干年来读过和翻译过的外论看,我觉得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认为西方研究者对鲁迅叙述艺术注意得“过份”之说倒不一定恰当。我以为。

摘要：1847年8月13日,法国路易-菲利普国王根据外交大臣基佐的建议,决定从次年1月1日起,任命加略利为自己的御前汉语翻译。然而,法国当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和中国的往来并不频繁,何以要在巴黎设立一个年薪不菲的汉语翻译职位?笔者通过对一批法文原始资料以及1844-1846年间中法《黄埔条约》、对基督教弛禁等谈判的若干事件的解析,认为上述任命是加略利本人精心设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