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艺术家借助边地写生将中国美术的变革潮流推向西北地区。1943年,关山月赴西北地区展开了丰富的写生与创作实践活动。本文对关山月西行具体行程与表现兴趣进行梳理,聚焦于关山月边地写生中冰雪题材的创作及其与战时话语之间的互动,进而反思写生与承传问题在关山月学习、写生与创作中的复杂呈现。关山月在西行写生中以冰雪技法表现了新风景,融汇了新、旧两种艺术表达经验,其冰雪表达与战时的民族危机意识彼此交织,拓展了现代中国绘画的内外视域。

摘要：艺术创作的民族化、当代化和中国化,是推动艺术事业向前发展和壮大中国文化的动力。全面抗战时期,画家吴作人在美术界西行写生的时代召唤下,两次前往藏地写生,在个人美术创作中汲取了藏地文化养分,进行民族画创作,不仅改变和丰富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还通过举办一系列画展和交流,加深了内地民众和国外人士对藏地文化的认识和喜爱。吴作人的许多藏地绘画作品在传播中逐渐成为多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对外展示了中华民族团结形象和整体面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真实案例。

摘要：20世纪40年代西行艺术家对边地族群的写生与表达,汇入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边疆题材不但是理解中国多族群的独特透镜,也是探寻美术变革、凝练民族形式的重要载体。本文考察了边地民族晚清以来的认识理路与表现脉络,聚焦西行艺术家对哈萨克族群的写生与形塑,讨论边疆题材与国族想象、民族形式探索与现代主义探寻之间的多重互动。

摘要：1945年,油画家吴作人创作了他的第一幅中国画《藏茶传》。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对史料进行回溯,认为其于1943年-1945年的西行写生是促发这一转变的关键。一个坚定的油画创作者何以发生创作媒介的转向是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通过爬梳文献,本文对吴作人转变的背后动因作出阐释,认为这既是艺术家本人对"民族性"在艺术上的自觉诉求,也回应了抗战时期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而吴作人于西行写生期间在油画、水彩中对敦煌图像、技法的借用则可视为他从西画转向中国画创作的"中间环节"。

摘要：抗战时期,大量内地艺术家迁居西安重庆两地。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社会大背景下忧虑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并意识到中国西部地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地理中保存着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形成了艺术家群体西行考察写生的浪潮。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行活动中,艺术家们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人物、自然、社会面貌的艺术表现,将尘封在历史记忆中的西部边疆形象再现给国人,使人们得以窥见现代中国的整体面貌,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情感,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