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犁的诗意小说是解放区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色,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津津乐道,而受到其《荷花淀》影响,以相似风格进行创作的作家群也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组成部分。那么作为这一风格开创者的孙犁,他的创作呈现出何种特征?可以从孙犁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艺术的继承、引导读者情感的流动和美感的凝结、对于美的思考和升华三个方面出发对其进行论述。

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未正式命名之前,1950年代通常使用"新中国文学"(或"新中国的文艺""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这一表述(周扬在报告或讲话中有时出现"今天的中国的文学艺术"这样随意的说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初建构时的一个特点。新的人民的文艺始于解放区的"伟大的开始"。关于"新中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周扬在1942年《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中说:"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文艺应为大众,这就是新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在战争和农村。

摘要：从1938年8月至1941年初,卞之琳在书写“邦家大事”中表现出了对于趣味的自觉追求。在内容层面上,他在表现“邦家大事”这一重大题材时,从自己“小处敏感”的特性出发,精心选择和穿插了许多有趣和有意味的细节。在艺术表现层面上,为了凸显和放大这些细节中所包蕴的趣味,他采用了对比、反讽、物象化呈现等多种生动有效的方法。他对抗战形势的乐观认识、对书写对象特点的准确把握和对接受对象审美需求的真切认知,是推动其作品趣味追求的重要动力;而既往京派趣味观念的浸润及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开展的艺术实践,又使之锤炼出了趣味表现的能力。卞之琳以其相关书写在反映解放区斗争生活方面拓展出了一个新的表现视角,丰富了解放区前期文学创作的审美色调。

摘要：本文认为赵树理小说的民族传统艺术因子,可分解为"故事""圆满""清官""扣子""绰号""可说性"六大元素,正是由于对它们的创造性融汇,赵树理成功地创立了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评书体小说,标志着新文学从"西化"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蝶变。

摘要：从本世纪20年代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中华民族又走过了70年的征程。中国文化中最为光彩的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以其特有的透视角度关注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随着时代的步伐,名家鼎立、宏篇纷涌,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谱写了极为壮观的一页。汹涌澎湃的文学巨流崛起时代(1921—1937.7)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崛起在20年代后的十几年间,由此,中国文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表达、文学形式等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的中国文学。

摘要：赵树理小说《孟祥英翻身》是以抗战时期太行山区“度荒英雄”孟祥英为原型创作的。与当时解放区文学侧重大力颂扬女性翻身后的感人事迹的“新女性叙述模式”不同,赵树理把叙事重点聚焦在孟祥英如何从一个饱受虐待的“牛门孟氏”一步步走向社会,成为一个“影响出了村”的新女性的艰难转变过程。孟祥英“感化”丈夫和婆婆的失败,揭示了妇女解放的曲折性。小说结尾处,作者“改写”了孟祥英通过法律手段解除了不合理的旧式婚姻这一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之举,看似给女英雄孟祥英的解放留下了不小的缺憾,但却是抗战时期解放区历史情境的真实呈现。从艺术手法上看,开放式结尾与赵树理一贯采用的交代明了的结尾方式迥异,但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使小说呈现出某种“现代”色彩。

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是解放区文学出现了叙事文学的繁荣。这种繁荣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不断扩展,构成了40—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艺术方式,这一艺术形式直至50年代后期才开始逐渐衰落,而为抒情文学所取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叙事文学的主要体载。

摘要：文章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文学面貌发生重大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作家只在普及性、通俗化一方面努力”而忽视了对外国文学的借鉴,直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问世,“才在艺术质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在《桑干河》“中表现的历史意识是以长篇小说特有的宏大构思、多种表现方式和厚重的负载容量,在既集中而又漫长的时间范围。

摘要：在解放区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以丁玲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众化小说,以孙犁为代表的抒情小说,以刘白羽为代表的新闻体小说,构成了四个艺术情趣各异的短篇小说创作群体。

摘要：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人们普遍比较关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的《文艺报》（以下简称文联《文艺报》）,而对于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主办的《文艺报》（以下简称筹委会《文艺报》）则关注较少。其原因可能与目前学界习惯性地将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有关。然而,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之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以及筹委会《文艺报》之于文联《文艺报》的刊办，都有着重要意义，它们理应受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注。因此，本文将通过筹委会《文艺报》的发刊倾向及其形成的原因，来管窥该刊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并给予该刊以性质与价值之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