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诉审关系是认罪认罚理论研讨的原点,也是现实操作的支点。厘清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审关系应该先分析大陆法系诉审关系的一般原理,再以之为参照来衡量。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诉审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尚未完成以及刑事诉讼具体制度设计模糊,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出现了一定的异化,产生了一定的诉审冲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的优化需要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为其创造条件,需要从检察官和法官的观念转变、检察权在认罪认罚中的准确定位、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法官在量刑建议审查上的谦抑等方面着手。

摘要：认罪协商制度是在犯罪激增、司法资源紧缺而又要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等各种因素下作用、平衡的产物。为解决积案问题并保障必要的公正,设立认罪协商制度需要完善的程序设计。这包括认罪协商程序的适用范围、起止的期限、提起的主题、协商的具体内容、协商后诉讼权利的丧失、被害人的同意、指定辩护人问题、法官角色、协议的撤销等。

摘要：认罪协商程序也存在错误追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无辜被追诉人基于认识和判断错误“主动自愿”认罪以及“权力主导模式”下的“屈从自愿”认罪,以“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对该现象进行概括、分析可以带来新的认识和启发。控辩地位的天然不平等、检察机关考核机制、被追诉人信息不对称且盲目乐观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形成。解决这一问题,需综合多种举措,如推动检察机关考核机制改革,完善既有提高被追诉人的信息与谈判能力的配套制度,还可以考虑尝试进行创新举措改革,如结合被追诉人信息能力不足与乐观偏见状况设计一种更为有效、精确的信息提示机制。

摘要：缘起于美国的刑事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性利益,更具有实体法上的价值,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司法制度设计。文章认为认罪协商程序下的刑罚限度与刑罚目的理论关系紧密,二者具有诸多的契合性,我国构建刑事认罪协商制度应当以适当的刑罚目的论作为有效地理论支撑。

摘要：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案件本身特别复杂,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这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融合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程序的基础上适当创新。该规约调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程序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创造了一套符合公正审判国际标准、契合国际刑事诉讼特点的基本法律规定,这既是国际刑事诉讼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各缔约国充分协商、妥协的结果。该规约在制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开放、包容的态度,值得我国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参考。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制度设计上,该规约有关认罪协商程序的相关规定可供借鉴。

摘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从宽,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无罪辩护机会及完整正当程序保护的让渡。律师参与的制度设计,能够有效保障被追诉人自愿稳定认罪、守住冤假错案的底线、增强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通过部分案件设置强制辩护、完善值班律师制度、设置律师参与下的认罪协商机制、规定有效辩护制度等多种途径,让律师丰富的辩护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最大限度发挥实质作用。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目标及构造等方面的偏差,导致其自身未能充分凸显协商之本质特征,故对重罪协商设置了制度性障碍,成为制约我国重罪协商适用及其发展的原因。追根溯源,认罪协商之正当性基础长期未能予以厘清,即为何协商达成后应给予被告人处遇优惠。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程中,应当首先反思认罪协商的正当性困境,以"权力-权利交互说"重构其理论依据,证成被告人获得协商利益的正当性;进而转变改革思路,完善程序设计,健全保障机制,夯实公众基础,探索重罪协商的"权力一权利交互"模式。

摘要：刑事简易程序的本质特征是审判方式的简化。域外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即简易程序的设计并不局限于单一形式。针对我国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改变简易程序单一的现状,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具体为重构简易程序,增设处罚令程序、被告人认罪径行判决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协商程序。

摘要：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激增而司法资源有限,大量案件久拖不决的现状,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审辩交易'现象。'审辩交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的压力,不仅使被害人得以及时获赔还有助于部分疑难问题的及时解决,提高了诉讼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审辩交易'的适用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在运作过程中没有统一的理论支持和经验指导,可能对现有的理论原则和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程度的冲击。要使'审辩交易'现象得以规范化、普适化真正发挥其作用,仍需对相关因素进行改革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