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望历史,设计政策的萌芽可追溯至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的筹办,虽然整体看来在19世纪末以来英国时尚以追随巴黎为主,但是英国政府在其时尚产业历经多次危机期间积极作为,主要为“二战”后维护传统至寻求创新创意的转变;历史积淀加之关注创意文化引发英国时尚转型步入创意发展阶段,并将时尚纳入“创意文化产业”范畴;全球“疫情”加速英国设计与时尚品牌呈现数字化转型趋势,并催生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新型时尚产业生态链路。文章通过比对设计政策及其引领下的英国时尚产业发展历史阶段,以期通过历史样本的再确认探讨其所映射的中国价值。

摘要：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创新设计政策作为国家产业转型的战略来推行实施。本文从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视角,梳理中日两国设计政策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并运用创新十型法分析设计政策的创新要素,归纳中日设计政策的特征,为中国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摘要：设计之于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面向,除了文化之外,还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政府发布相关国家设计政策,希望籍此引领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促进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本文以国家设计政策为讨论对象,首先梳理了设计在内涵、范畴和意义上所经历的从形式功能到创造力输出的认知衍变,在此基础上提出,连接创造力和创新的本质属性才是设计得以有效介入经济和社会领域并为其提供创新驱动力的前提,和被纳入国家视野、成为国家政策的根本。其次,本文结合英国和美国出台的国家设计政策范例,分析设计如何在现实层面作为除了经济和军事之外的另一种“强硬”力量,有力提升新的国家形象竞争力。

摘要：从中外设计政策研究现有成果看,一方面,国外的研究侧重于效用(案例研究),较少涉及理论分析;另一方面,中国的研究处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消化阶段,基础理论建设工作也刚刚起步。在此背景下,论文简要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外设计政策与国家设计促进机构研究”项目组开展研究工作的一些构想,并尝试借助“概念史”“问题域”等理论工具,初步论证设计政策研究是何(What)、为何(Why)、如何(How),初步探索研究的微观结构,为其确立理论探讨的基本线索。

摘要：幸福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对于设计学来说,幸福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也具有值得重视的研究价值。近年来,芬兰已经将幸福纳入了推动设计发展的国家政策层面,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本文以2012年为节点,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网络出版的《世界幸福报告》,芬兰就业与经济部协同教育与文化部编写的《设计芬兰计划》,以及芬兰阿尔托大学基于其参与“世界设计之都”项目的经历出版的《为幸福而设计》这三份文本为依据,解读芬兰设计如何通过幸福这一目标,在设计政策、设计机构与设计教育的多重助力下确立并提高自身的专业价值与社会价值。

摘要：中央设计局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依照“行政三联制”设立的临时行政机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抗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设计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史、观念史案例和史料。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设计局是行政设计的机关,与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设计并非等同的概念,但这个诞生于八十年前的以“设计”命名的行政机关对我们建立起一种“大设计”的宏观观念,梳理现代中文语境中“设计”观念的变迁,进而思考今天“设计学”的特殊语境都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

摘要：南方丝绸之路云南段以多元文化为其显著特征,其现代转化亦需要设计政策的介入。微观层面,从民族视觉形象设计出发凝聚民族符号;中观层面,以“点—线—面”的辐射设计旅游线路,扩充传统南方丝绸之路的区域限定;宏观层面,以文化相对主义视角尊重不同文化形式,体现多元文化的丰富形态。最终,通过基于跨境民族的民间交流、现代多媒体网络传播实现文化产品的互动,通过对国外优秀设计政策的借鉴与本土化适应实现政策互鉴。以期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云南段文化辐射带的构建实现从多元文化走向设计共生的发展路径。

摘要：自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政府、科研院所、博物馆与诸多企业家、艺术家、设计师便尝试合力培养公众趣味、构建英国现代设计的国际形象:开办设计学校、组织设计会展、扶持设计企业。在20世纪早期、中期、晚期的多个经济衰退时期,英国政府、各界精英则大力倡导"优良设计",继续设定"优良品位"之标准,并通过国家设计促进机构全方位推广这一理念,不断明确设计、教育与产业的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英国设计政策形成一套一以贯之、行之有效的基本解释结构与执行框架。立足"优良设计",英国设计研究文献、官方档案中潜在的个人、机构、政府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网络的互动方式可以溯源百年,一条清晰的设计政策历史线索同时浮现。

摘要：由于国家在设计上的投入与国家竞争力之间有很强相关性,运用设计战略来提高国家竞争力已在国际上获得共识。本文通过芬兰新旧国家设计政策的对比研究,从政策研究逻辑、制定逻辑、制定主体、制定过程四个方面解读了推动芬兰国家设计政策变革的深层原因。

摘要：卧云辰致是日本明治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发明家之一,他发明的"ガラ紡"在第一次内国劝业博览会上展出并荣获最高奖章。由于当时日本并未颁布相关法律或政策,发明家无法从发明活动中获利,他的生活陷入穷困。他的故事往往被援引为催动日本专利保护法诞生的推动力之一[1],日本专利部门设计部所编撰的《意匠制度120年史年表》中也将卧云辰致的案例列为重要事件。[2]然而以上材料中的故事往往被压缩至寥寥数句,这些情节的真实基础与环境在抽象叙事中消失了。事实上,卧云辰致作为设计政策形成结构中的重要节点,其动机、行为同样是当时"殖产兴业"政策与社会结构中的产物。通过挖掘该案例中的细节,本文尝试探讨一种切入设计政策研究的可能性:破解符号化的故事为标志性事件,重构事件表象下、政策结构之中的人物行为,在社会互动理论的基础上还原真实存在的节点力量,并将他们置于更为宏观的政策框架中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