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全面结合,为企业社会责任外部促进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企业社会责任恰好构成了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权利。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变得具体和更具操作性。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诉讼应注意程序设计的科学性、程序选择的效率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性和相关制度的衔接性等原则。具体而言,应建立分离合一相结合的企业社会责任诉讼程序模式;科学、合理地设计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诉讼程序制度;注意诉权保障广泛性与司法能动有限性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违反企业社会责任义务的公益诉讼机制。

摘要：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指出要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全面明确地提出要改革我国法院的立案制度，必将推进法院立案制度的设计更加科学和合理。

摘要：示范诉讼制度是应对涉众性诉讼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我国,尤其在证券欺诈民事诉讼领域,构建示范诉讼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示范诉讼与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以及支持诉讼均为群体性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但在诉讼构造以及诉讼功能方面却具有较大差异,示范诉讼制度的构建能够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起到有效补充现有诉讼制度不足的作用。在构建我国证券欺诈民事纠纷示范诉讼机制时,应当在程序的适用、示范案件的遴选、示范目标的确认、生效判决的扩张等方面进行合理的程序设计,同时需要关注对示范诉讼参与人诉权的保障。

摘要：从法定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设计到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展现出自我完善的司法品格。作为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诉讼格局的基本理念,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是司法践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回应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社会期待、优化行政审判资源科学配置的必然选择。行政诉讼繁简分流的规范构造既包括简易程序改造和繁案精审补强等存量制度的优化,也包括诉前分流机制增设、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厘清、简案快审程序增设和标准诉讼采行等增量制度的规范。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要处理好程序简化与诉权保障、诉讼改革与绩效评价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诉讼制度改革在法律属性与政治属性间的平衡。

摘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化是以审判为中心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规制、量刑程序的精细化和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价值。反思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运行机制,应参照司法鉴定制度的管理体制和程序规则,明确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位与制度设计,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诉权在社会调查制度中的应用。

摘要：行政诉讼前三十年的曲折发展折射出国家厉行法治的艰辛,后三十年的奋力前行必将铸就法治国家大业的辉煌。新时代的行政审判面临主动适应党政关系新变化、直面诉讼类型化改造和分层保障当事人诉权的三重任务。面对新型党政关系对被告认定、法律适用及程序设计提出的挑战,行政审判实践应从行政机关牌子是否保留、党政内部活动程序情况作为证据展示上予以回应;面对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类型法律意义宣示、具体类型诉讼规则凝练、不同种类诉讼关系处理上的探索,行政诉讼再法典化应从受案范围拓展、诉讼请求区分和法官释明义务明确上进行努力;面对行政诉权理性行使、精明行使、不当行使和恶意行使的现实,行政诉讼制度应从起诉条件低阶化改造、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回归和程序繁简分流的再造方面进行应对。行政审判理论对党政关系、司法与原告和被告关系变化的审视和调适,能够助力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行稳致远。

摘要：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对民事诉讼及纠纷解决机制做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向的一次努力。此次修法顺应了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接近正义"理念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更有效地保障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今后的民事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设计的整体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司法各要素全方位的变革。将"诉权保障"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摘要：为防止诉讼不公,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各国受到了严格限制,对其适用情形作了详细而周延的规定。但这项制度本身有利亦有弊,对于弊端,各国通过设计一系列补救措施,使其得以克服,做到了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我国要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追究外逃贪官的刑事责任和追回其卷走的巨额资产,应该借鉴此项制度,构建针对外逃贪官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摘要：法的价值取向是指当法律制度设计在面临价值冲突时如何抉择。司法效率与司法便民一直被视为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重要价值,然而,当这两个价值存在冲突时如何取舍,我国学术界一直含糊其辞,立法上则明确选择了前者。从理论背景考察小额诉讼制度,它是诉权保障理念下的接近司法运动的一项重要产物。作为小额诉讼的三个代表性国家,美国、英国与日本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也都体现出了保障诉权,接近司法的价值取向。为顺应时代潮流和尊重制度本来宗旨,我国小额诉讼制度应该对其价值选择作出调整。

摘要：“儿童利益最大化”是《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关于保护关爱未成年人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则。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对该原则进行了本土化表述,这对我国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特别是涉少家事审判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实践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存在困境:一是原则适用“低位运行、概念模糊”,二是裁判情况“差异较大、趋势不明”,三是儿童主体“权利缺失、参与不足”,四是特色工作“初步探索、保障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规定的高度概括性、父母利益本位主义下对儿童利益的忽视以及涉少家事案件审判的特点与当前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相冲突。通过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内涵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该原则具有权利救济、制度规范与价值引导3方面功能。以这3方面功能为着力点,可以从构建未成年人家事诉权保障体系、设计涉少家事案件特殊程序规则、制订统一的参考标准和裁判规范3条路径来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