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害人主体性价值是刑事诉讼制度走向文明和民主的一项重要标志,但被害人主体性与现代刑事诉讼控辩平等对抗、审判居中裁判的诉讼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之处。为此,应当赋予被害人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并通过制度设计,协调其与控诉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关系,并与被告人有关正当程序权利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衡。

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毋庸讳言,在行政协议理论尚不成熟、行政协议争议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审理规则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必然与单向性设计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不协调的问题。如何设计和规划行政协议纠纷的救济机制,使其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兼容＂,成为摆在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面前的一道迈不过去的门槛。一、

摘要：民事诉讼结构 ,是民事诉讼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是立法者设计各项民事诉讼制度的前提 ,也是当前面对市场经济进行审判改革必须厘清的问题。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定位 ,通过对民事诉讼结构作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以期能对民事诉讼结构的构建有启示作用。

摘要：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中必须体现出程序正义,刑事诉讼结构以程序正义为价值取向,可有效变革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上的不平衡。程序正义要求赋予弱势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权利,从法律地位上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从而得以防止司法权的滥用。文章认为,要体现程序正义要求的诉讼结构,须重构公检法三法司的地位,并在制度设计上实现既有分工又有制约的理念贯穿逮捕、追诉、审判及执行的全过程,从以侦查为中心转换到以审判为中心。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对庭审实现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均具有重要作用，而能否保障证人到庭作证与传唤证人责任的分配机制相关。1996年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庭审诉讼结构中引入了“抗辩制”因素，但并没有与之相配套的传唤证人责任的分配机制设计，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难以协调的问题。

摘要：在刑事诉讼构造中,律师和法官之间本应是理性地说服与被说服关系,但一系列影响性案件中却反映了审辩冲突的现实。律师将法官作为"死磕"对象,不仅在庭审中利用法律规定专注程序性辩护,在庭外大兴行为艺术,而且以舆论操控向法官施压。实际上,审辩冲突就是一种诉讼结构的失衡,法庭上的控辩对立异化为审辩纷争。正视此种冲突应当摒弃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转而以法规范学视角为基础,从法官和律师各自的诉讼立场出发探寻该司法乱象之根源所在。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下称《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我国未来诉讼制度改革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深刻认识、理解并贯彻落实好这项改革举措,对于下一步改革的整体布局,对于诉讼制度的总体再构,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项改革是本轮所有改革措施中最具影响力、意义最为深远的改革举措。对于这样一项改革理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摘要：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辩论在诉讼中的地位,不但取决于诉讼制度的民主程度,也取决于诉讼的形式。本文论述了辩论式诉讼在不同的诉讼宗旨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具体分析了我国长期采取的诉论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当事人的辩论权不仅是一项民主权利,更重要的是一顶诉讼权利,对于当事人民事权利能否得到真正保障与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程序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不仅需要赋予当事人辩论权并提供相应的程序保证,同时,也应考虑该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应具有的法律效果,以保障辩论权的真正行使。

摘要：法官中立原则作为保证司法权威性和公正性的必要措施,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所普遍确认,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由于我国的诉讼制度受职权主义影响太深,法官的中立地位并未得到真正的确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着影响法官中立地位的诸多弊端。从实现公正的价值目标出发,我国应该完善保证法官中立的诉讼制度。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体制和权力运作模式不是在司法规律的意义上设计和运作的,这也正是此次司法改革的动因。实践中许多'非规律性'的举措在长期实践已经固化为一种习惯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一套非正式的制度和潜规则。因为与改革的路径存在根本上的分歧,所以这些机制天然地构成了抵制改革的力量。从更深层次讲,司法体制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它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