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对“邵康节体”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观物的哲理色彩、闲适安乐的心态和不拘声律的写法。其实时间书写也是“邵康节体”的重要内涵,它在反映邵雍易学思想的同时,也显示出特殊的诗性意义。精细化的日常生活书写和系统化的“日、月、季、年”的写作实践是其生命体验的集中反映。前者具有将时间倍数放大的艺术效果;后者则对不同时间单位进行整体观照和诗化表达,为中国文人的时间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切实而深远地影响了宋代及后世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书写作为邵雍易学思想在文学上的呈现方式,不仅是理解“邵康节体”的关键,也是观察其诗性意义、文学价值和后世影响的窗口,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理学诗的诗性意义及其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

摘要：诗性意义在艺术文本中的实现,离不开诗人运用语言的目的与意义。在语言和文本的结构功能上,诗性意义被最大限度地激发,成为诗性意义实现的重要环节。诗性意义表现的各种效应,为艺术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摘要：要深入理解杜威美学,就要从其形而上学立场开始。他试图以自己哲学思想最核心的"经验自然主义"所提供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去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的美学中,基于"一个经验"的审美经验代表了最完满的经验,使艺术能够通过自身的过程性和整体性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与审美是获得好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赋予人们以意义的实践。艺术作为开放性的交流,最充分地实现了民主,民主社群使好生活得以可能,民主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杜威在艺术和审美中找到了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中二元论、基础主义的整体性、过程性的办法,并且从中看到了理想伦理生活的理智性与情感性。他对"意义"的讨论是其经验形而上学与美学理论之间至为重要的纽带,并且最终通向伦理学的价值维度。在今天,通过重新思考杜威美学,人们也许会得到启发,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面向未来。

摘要：梁启超因其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卓著贡献,成为一代风云人物,又因其“善变”的个性,而成为历史上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就艺术活动而言,他曾被誉为“天纵之文豪”、“舆论界之骄于”,他的艺术思想集中体现着他的个性特色。本文仅就梁启超艺术精神的核心要素——诗性意义,展开讨论,并力图窥一斑而知全豹,较为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梁启超。

摘要：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颠覆了作者的主宰地位,带来了读者的解放与自由,但读者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文本之死”。文本也在“作者之死”后获得了独立地位,焕发着独立后的生命力,产生了独立后的存在意义:文本的多极意义与诗性意义。确认文本的独立性不仅保证了读者的自由,也将带来作者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