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诵读节奏与审美追求的双重主导下,七言句式由四三结构统摄了其他的节奏类型,促进了早期七言体整饬的齐言形制和句句押韵格式的应用。但其“单”“瘦”的审美特征也限制了其表现维度和抒情能力。魏晋诗人通过重新引入乐府杂言句式,以转韵手法解决了诗节分层问题,部分突破了句句押韵的限制,丰富了句式构型,对七古篇制的新变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南朝后期诗人“复古”理想与乐府新声的影响下,七言诗体还突破了旧有的“俗小”观念的限制,梁陈诗人在古体与新体间相互转换搭配的试验,实现了七言诗体的古近转型,促进了七古艺术形式的革新。

摘要：当今中国的诗坛,表面上看起来纷纭繁杂,如果我们将观察的目光稍许深入,阅读一下各种不同艺术表现的作品,考察一下旧见、新见、“怪见”互陈的创作纲领和主张,大体可归纳为两种类型。我在去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曾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为“常规诗”和“实验诗”,前一种符合我们一贯的诗歌创作观念,符合大多数读者的审美需求,后者则反之。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作品,我认为应该容许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要在诗坛建立“双重效应结构”①。今年,《文学评论》

摘要：一、“重建”的“现代”意义。1987年,孙玉石先生首次提出“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他说: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倡导者。……他随着时代与艺术的发展而更新自身的诗歌观念,提出了多元化的新诗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尺度,从宏观上来审视新诗发展的思潮流派、趋向和规律。与此同时,他比别的批评家更早地注意对诗的本体进行微观的解析,并以现代人的诗的自觉意识,把这种实践加以理论化,名之为“解诗”。

摘要：汉武帝在位前、后期的诗歌观念对西汉诗歌的演进有重要影响:由关注礼乐教化、重视诗歌颂美功能走向乐生恶死、追求诗歌的升仙意趣;注重内容与形式的新变,由诗骚体式走向杂言体诗的创作;追求诗歌神奇色彩,由崇尚恢宏巨丽的艺术境界逐步走向内心情感的诉求。汉武帝之所以对西汉诗歌的演进造成这些影响,关键在于皇权专制起了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汉武帝与诗歌的关系上,还表现在汉武帝与其他体类文学以及经典解读的关系中。虽属文学史之个案,却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有普遍性。

摘要：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经历了一次诗歌观念现代性重构的过程。这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场景的大范围转换有关,因此这种诗歌观念重构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历史的不断的理解与接纳。在一系列的现代性思想景观的呈现当中,现代性本身在此间表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与历史深度牵连与融合生长的复杂形态。作为理解这一时段的诗歌观念的锁钥与现代性观念本身的新生,对于当下诗歌领域尤为重要.这可能恰恰说明了新诗艺术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

摘要：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之际，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历史的合法化过程趋向完成的阶段，“朦胧诗”的现代主义艺术探求被整合进国家话语与正统艺术观念的言说之中，因此，即便是“崛起”派的批评家在当时从艺术角度似乎对于“朦胧诗”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摘要：当前的自行写作发表宣言,还不是时候。这里提出的"自行写作",不是一个理念或口号,而是对这一群体当前写作状况的概括。"自行",已经指出自行诗人在各自美学取向上的不同一但无论是简单、直接、准确还是繁复、曲折或玄奥的风格,每个创作者都应做到自身个体性的突出。自行诗群就是这样一个自由联合起来的自由的艺术个体的集群。

摘要：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新诗理论的探讨也日趋深入和活跃,其中,梁宗岱和戴望舒都曾经对新诗理论有所涉及和关注。梁宗岱所著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及戴望舒的《望舒诗论》(最初在《现代》杂志发表时的题名,后收入《望舒草》改名为《诗论零札》)《诗论零札》等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两人的诗歌观念。梁宗岱和戴望舒都有留学法国的文化背景,都醉心于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及理论,推崇纯诗,警惕和抵制艺术的工具化和功利化倾向,因此他们两人的诗歌观念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同时两人在不少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摘要：李金发一生未见有关于自己的诗歌审美观的系统陈述。不过,在他为己、为人所写的序跋、随笔和艺术琐谈中,还是留下了一些属于诗歌观念性的见解。现经梳理,我们把它们归纳成四个方面,即诗应表现人的内在世界、诗应追求外物象征功能、诗应构建一个想象系统、诗应追求超常语言体式。

摘要：张曙光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介入时代文化处境,形成了融合"回味与体验"的独特的诗歌观念,并成为近30年来艺术时尚与潮流外静默的"先行者",他的诗以戛然独创的艺术精神使"雪"等意象发生了惊人的变奏,彰显出朴素而沉潜的艺术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