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戴望舒一生的诗风转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从早期注重诗歌的节奏美到第二个时期对诗歌外在音乐性的扬弃的同时转向对诗歌意象美和情绪节奏的追求,再到第三个时期对节奏和意象的完美融合以及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对诗歌节奏和意象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戴望舒对诗歌节奏和意象的理解不断深化,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现代诗美”。

摘要：即墨黄氏是山左东莱地区的仕宦兼文学大族,明朝灭亡以后,该家族成员往往怀有遗民情结。清康熙初年,黄氏家族遭到"黄培诗狱案"的迫害,牵动京、省、州、县四级官府,涉及二百余人,还牵连到著名思想家兼诗人顾炎武。这个案件的审理对即墨黄氏家族及当地的文化生态均造成了严重摧残。由此,黄氏作家的文学风尚也发生了变化,诗歌创作多用比兴,表达隐晦含蓄,转而追求神韵兴象的艺术境界。此与山左地域文化及时代环境有着直接关系,而他们的艺术成就也超越了前辈。

摘要：李銮宣是清代中叶亦官亦诗的杰出人物,诗作数量可观。对其谪戍新疆期间创作的二百余首诗进行研究,发现其在戍地的诗歌异于前作,风格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呈现出汪洋恣肆、怪奇多变、豪迈激荡的特点;多采用歌行体进行创作。究其变化的原因有创作空间的变迁、西域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固有的诗歌传统等几个方面。谪戍新疆,成就了李銮宣诗歌创作的提升,丰富了诗人的创作内容和风格。

摘要：在创作中,文天祥的气节和精神主要是通过诗中的"南"与"北"来表现的。在他的心理区域中,"南"指代大宋江山,"北"则代表蒙元政权。一方面,他通过描写北方的恶劣环境和如豺狼般的北人,表现出对"北"的强烈恐惧和排斥;另一方面,他赞美和认同南方,以表达对"南"的深深依恋,并在南北对比中凸显其选择"南"的精神恪守。而文天祥由南入北的经历,也在客观上促使其诗日臻醇熟,从前期的题咏应酬和写景之作变为后期的慨慷悲歌,完成了诗风的转变,并为南宋文坛注入刚健之气。这种"南"与"北"的对抗融合,使文天祥在精神品格和诗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而能写下千古绝唱。

摘要：庾信的诗歌作品之间风格相差甚大,学者普遍认为南朝作品绮艳雕琢,北朝作品苍凉劲拔,但这一结论可进一步讨论。在对庾信诗歌作品进行南北分期的前提下,从写景艺术角度梳理了其南北诗风之间的关系,发现庾信的南朝作品除了清新自然之作外,也存在沉郁苍凉风格的作品,且这两种风格在北朝时期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此外北朝时期的作品因经历、心态等原因,在景物的审美取向、哲理意味和景与情的关系三方面都有了新突破。把上述新变放在文学史中进行考察,庾信的写景艺术开拓了多样的美学风格,提升了景物描写的品质,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情景交融。

摘要：博学鸿词科是清诗演变的一个转捩点,王士禛诗风转变与神韵说的提出即是其影响下的产物,是他对博学鸿词科认识深化后在冯溥整饬诗坛背景下出现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前后,王士禛对考试意图的理解有偏差。在明了考试意图之后,他对考试的态度秘而不宣。随着对圣祖文治政策理解的加深,他最终领悟到身世际遇与博学鸿词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冯溥诗坛整饬活动中,在冯溥弟子王嗣槐、徐乾学的影响下,王士禛的诗歌审美趣味由宋诗回归唐诗,并反思诗学实践,最终形成神韵说。王士禛诗风的变化和神韵说的确立,是诗歌史上政治、文学交互关系的一个例证,显示了博学鸿词科对康熙诗坛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演变的重要意义。

摘要：地名本来只是一个地理符号,然而当它出现在诗人的诗歌作品中时,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符号,而且往往还代表了与诗人、时代背景等密切相关的多种含义。因此,分析杜牧诗歌中地名的艺术功能,探析杜牧诗歌中的地名与其诗风转变的关系,对于进一步了解和评价杜牧诗歌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要：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于嘉定十五年(1222年)入桂。在桂期间,刘克庄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上,均体现了与前期不同的特征。在桂时期也是其一生诗风转变的开始。

摘要：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首,其诗歌风格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时空场域:前期屡试不第,游走乡间,时空场域相对开阔,有少年豪气;中期授官蓝田,刚当上县尉不久后却逢“安史之乱”,诗歌转向现实,时空相对收束;晚年升迁京官,仕途亨通,诗歌艺术造诣达到巅峰,但时空场域缩至最小,奉和应制、酬唱赠答成其生活核心。钱起诗歌中的意象选择、数字运用、情感变化,体现出不同层次的时空场域。诗人诗风的这种变化,也体现了自盛唐至中唐社会格局转变对士大夫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是时代特征下诗人自我特色与心境的体现。

摘要：陆游中年入巴蜀,任夔州通判,后离川经夔,在巴渝地区共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或记游抒怀,或凭吊怀古,或写民情风俗,或记梦寄志。由于受巴渝雄伟山川的激发,屈原、杜甫精神和诗风的影响以及壮志难酬的压抑,故虽然处于人生低落时期,仍不忘抗金复国之志,始终跳动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这也正是其中年诗风转变的发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