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接下来的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征求公众意见，在其网站全文公布该草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次制订民法典努力。为积极参与我国民法典制订的进程，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特地委托柳经纬教授，代为约集民法学界老中青三代贤达，共话民法典的制订。这一组笔谈我们将发表5篇文章。其中3篇文章与这份《民法总则》（草案）直接相关。崔建远教授的《处分行为理论真的那么美妙吗？》一文，通过对德国民法上处分行为理论的梳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民法总则》（草案）采取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的设计，并非制度选择的上上之选。而柳经纬教授的《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则条分缕析他眼里《民法总则》（草案）中尚待商榷的问题，包括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行为指引还是行为指控、法人组织还是非法入组织、权利救济还是民事责任、消灭时效还是诉讼时效等。钟瑞栋教授的《民法典的理性与知识产权法》一文，则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揭示了民法典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通过商标法揭示了民法典形式理性的外在冲突，通过著作权法反思甚至批判了民法典实质理性的内在冲突；钟教授通过这些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民法典的理性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乃是缓解矛盾的不二法门。而另外2篇文章，则通过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民法典的制定。王志华教授的《论民法典的革命性——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乃至俄罗斯民法典的制订与革命的关系着手，为我们重述了其他国家民法典制订的历史，也为中国民法典的制订提供了颇为广阔的时空坐标。而郭锐副教授的《抽象理论与现实关怀——以法人概念研讨和中国经济转型为例》一文，则通过对“法人”概念的探究，重述1980年代中国法学界民法与经济法的论战，进而为这一轮民法典的制订提供一种历史维度。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只是中国法学界内外共同努力推动民法典早日颁布的尝试之一。只要这一伟大的事业尚未成功，我们将继续矢志不渝地关注其进展。由此，我们随时期待学界更多讨论民法典的作品。

摘要：归责，即确定责任。在德国学者拉伦茨看来，是指“负担行为之结果，对受害人言，即填补其所受之损害”。台湾学者邱聪智认为，“在法律规范原理上，使遭受损害之权益，与促使损害发出之原因者结合，将损害因而转嫁由原因者承担之法律价值判断因素，即为‘归责’意义之核心”。王利明教授则认为，归责“是指在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之负责，此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

摘要：民法典总则编之中,法律行为制度的设计,不论是体系结构还是具体条文的编写,都对民法整体功能具有核心价值。法律行为得以建立的法思想渊源,是人文主义革命以来得以确立的民事主体对于自己权利义务甚至法律责任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按照这种法思想确立的意思自治原则,在确定法律行为整体结构和具体制度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现有立法在法律行为理论的接受方面的主要不足,恰恰在于未能全面地接受法律行为制度的法思想基础,因而在现行立法的制度体系和条文设计中未能全面贯彻法律行为理论。现行立法在行为主体的类型划分方面存在不足。现行立法在贯彻作为民法基本权利类型的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划分方面,只承认请求权的法律行为根据,而不承认支配权的法律行为根据,在关于现代人事关系、人身关系方面,未能接受法律行为作为根据。这些缺陷应当在编纂民法典总则编时予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