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盗窃罪的法益是静态的财产控制关系,盗窃有体物或财产性利益,在共用这一法益的基础上其解释结论亦不能突破“盗窃”一词的可能含义,这是形塑盗窃客观行为构造的前提。占有理论的解释路径在丧失占有概念明确性的同时也混淆了占有转移和财物转移的问题。鉴于此,需立足法益的解释论功能,结合财产性利益的基本属性,在与有体物盗窃的比较中,揭示盗窃罪“侵入—打破—取得”的客观行为构造,并用这一行为构造对实务中网络侵财行为进行评析。网络侵财行为虽通过解释财产性利益盗窃能得到妥当安置,但立法仍有必要增设计算机诈骗罪。

摘要：刑法采用财产分类的方式来定义财产,至少在四个方面成为刑法规范、学理和知识上的洼地。一是无视财产的自然属性。私有财产是财产最早也是最普遍的存在形式,即使在国家全面主导时代,也是财产第一表现样式;公共财产却需要示范、引导、教育、设计甚至强制,才会形成并持续。二是财产仅有公共和私有两分,并非当下中国财产结构现状;公共财产分类标准单一且概括性强,仅国有和集体所有,目的性事业为补充;私有财产分类糅杂,漏洞很多甚至还有错误;外资公司及私营企业财产在两分之外。三是无视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在法律上的独立身份及完整的财产主体地位,财产主体缺失多多。四是其内涵与外延无法指向财产新类型和表现形式,与分则中财产罪行规范既无对应也无关联,更不包含违禁品;在体系上沦为僵尸规范;学术上采取财产性利益通说,极不妥适。刑法中财产定义仿照宪法却又极不彻底,应当重构,或借用其他法律,甚至常识中财产属性与指涉,最为妥当;或采用费雪方式,从利益、归属、交换、度量等四个侧面给予定义,以备刑法体系自洽,并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把握新型财产及其样态,亦为理性选择。

摘要：人工智能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物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人工智能创作物被称为作品是其能获得保护的重要前提,研究其权利归属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必要举措.让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并不意味着它与人享有同等权利,而是根据其作品的价值规定其权利的多少,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同时,也有利于保护自然人作品.

摘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使反腐败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是反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十八大后铁腕反腐正从"治标"向"治本"迈进,反腐的顶层设计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决定》还指出,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摘要：一、问题的提出所谓使用性盗窃,是指行为人基于返还的意思,未经允许而私自暂时性地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民法理论所说的无权使用(furtum usus)的表现类型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使用性侵占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使用性盗窃并不具有盗窃罪的刑事可罚性,因为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缺乏成立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否定说)。[1]但近来有少数学者认为,使用性盗窃并非一概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当造成了相当利用可能性的妨害[2]或者导致他人财物遭受较大折损消耗[3]时。

摘要：现行刑法仅将贿赂的范围限定为"财物"。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新型的贿赂方式已经出现,如果仍然固守陈旧的观念将"财物"定为贿赂的唯一方式,既不利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又有纵容贿赂犯罪之嫌。为了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重新界定贿赂的范围势在必行。目前,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围在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已达成共识。所争论的焦点就是非财产性利益能否纳入到贿赂的范围之内,从法理基础、国际趋势和现实需要三个方面来看,非财产性利益具备纳入到贿赂范围的理由。因此,贿赂的范围应当由财物、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三部分构成。

摘要：刑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上仍存在争议和矛盾。在借贷人有第三人为其提供担保从而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形中,理论界对此的观点有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民事贷款欺诈等。此争议的问题关键在于厘清财产犯罪中财产性利益的理解、单位设计贷款诈骗的处理和第三人参与共同犯罪的疑难解决。

摘要：[案情]犯罪嫌疑人黄某系上海某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家住启东,工作单位在上海某建筑设计院。为了节省房租,经常驾车经沪陕高速往返上海启东两地。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9日期间,黄某某利用跟蹭前车通过ETC车道的方式,逃缴高速过路费共计191次,合计人民币5463元。本案中,对于黄某的行为定性,存在四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某紧跟前车过ETC逃缴过路费的行为是以秘密方式窃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