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已完成了由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向相对分权的分级财政模式的转变。财政体制的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下一阶段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提高体制选择的合理性,增强方案设计的科学性,实现体制运行的规范性。

摘要：财政管理体制经过十年改革,已经从冲破高度集权僵化体制"统"的束缚的表层改革,转入构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财政体制深层改革。今后的改革轨迹如何设计?

摘要：分税制财政体制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施的一种规范的制度，由于它具有稳定性、协调性和制衡性的特点，使其能有效地调节各级政府问的财政关系，因而我们学习借鉴并引进之。1994年以来我们实行了适合市场经济建设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但是，由于其设计之初的过渡性以及不规范性，体制框架内不断发生变动，如税种归属变更（如个人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的调整（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及转移支付制度的过渡性和变更性等。

摘要：这一节的主题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如何才能到位？我想到了十九大之后频率出现非常高的一对概念,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果把这个初心比作财政体制改革的设计图,把这个使命当作我们围绕财政体制改革设计图而进行施工的一系列操作和安排,我想当下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当初关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改革的设计图纸是怎么设计的。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在经过多年之后,围绕这个设计图取得的进展怎样,

摘要：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一改革是解决当前预算管理中突出问题的重大举措。目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GDP挂钩的重点支出涉及7类，包括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医疗卫生、社保、计划生育。支出挂钩机制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促进上述领域的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造成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加大了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全国财政从中央到县四级都要求挂钩，也不符合社会事业发展规律，部分领域甚至出现财政投入与事业发展“两张皮”，容易产生“钱等项目”、“敞口花钱”等问题。这种挂钩的男一弊端，是造成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资金投入重复低效。因此，《决定》要求“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那么，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确保教育经费的充足投入，如何改善公共教育经费分配公平和使用效率状况，是决策者和研究人员重新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本刊特邀请国内一些长期研究教育经济、教育财政的专家学者就此展开讨论，为我国教肓财政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以使我国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明天更加美好。

摘要：笔者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指标统计描述、县域经济活力指数分析、双重差分模型定量测度3种方法,对始于2007年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进行多维测度。研究发现,考察期内试点县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增幅普遍高于非试点县,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主要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试点县县域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经济活力指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显著改善了试点县的财政收支状况,但对试点县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仍不明显。多维测度结果均表明,当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山西省试点县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显著,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摘要：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摘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新政出台不仅基于现代科技发展对政府管理提出的变革要求,而且有其全面而深刻的府际关系背景。市管县体制并没有实现当政者设计当初的政治经济预期,也没能为其后政府体制创新留下任何值得称道的制度遗产。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尽管势在必行,但其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在理论上厘清省管县体制改革现实需求性的同时,必须明确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对策,积极探讨府际关系重构的实践途径。

摘要：七、八年前,我应福建省财政厅之邀,协助设计福建省财政体制改革方案时,曾把“发展经济,增产增收”比喻为“做蛋糕”,把“财政体制”比喻为“分蛋糕”。近年来,学术界和许多领导人不约而同地作了同样比喻。“做蛋糕”,应该是越做越大越好,“分蛋糕”必须执行政策,讲究艺术。“做蛋糕”与“分蛋糕”具有辩证关系,都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本文拟就“分蛋糕”问题,即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问题,说一些看法,欢迎指正。

摘要：本文以国家对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安排上“差异化——差异化逐步收缩——过渡到统一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取向为主线，对我国民族地区财政管理改革30年进程进行宏观描述，在总结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与特点基础上，深入分析历次重大财政体制改革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作用，并归纳民族地区财政改革的基本经验，提出进一步深化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以期对新阶段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基于民族地区实践的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