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有效的协制公共权力的政府模式,现代民主政治视域下的责任政府是以多维价值关怀为逻辑起点,以运行体系为实现保障,以体制生态为必要支持的内在统一体。从价值基础而言,责任政府意味着现代政府对于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等政府责任内涵的全面承担,进而实现这种多维责任价值的行政人格化。从制度规范角度来说,从可问责政府到责任政府的构建意味着政府从承担消极责任向积极责任的定向转变与责任意识的深度内化;责任实现机制在程序上的科学设计和在体系上的有效运行;一整套良性的积极的体制系统的支持,并与我国现实行政改革相兼容。

摘要：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它也内蕴着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而责任政府的本质契合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更为重要的是,责任政府有助于消解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与责任政府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加强我国责任政府建设。

摘要：回应机制是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和完善责任政府的重要机制。人民政府本身的性质决定其必然也是一个责任政府,自然要求它具备完善的回应机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治理是分析我国责任政府回应机制的重要视角,以此为基础可以洞见,完善我国责任政府回应机制应包括促进回应制度化、提高回应及时性、促进回应渠道多样性、建设完善回应问责制、拓展政治沟通渠道以及将回应机制的完善置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态下等路径。

摘要：责任政府是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进步的产物,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增强统治的合法性而采取的政府形式,它的产生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相连。但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的责任政府始终不彻底,只有将其置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环境下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人民负责的好政府。中国责任政府建设是基于党的执政合法性模式变迁的现实逻辑,责任政府建设能够很好地契合党的执政合法性模式变迁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探讨合法性视域下中国责任政府建设的路径就要抓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参与式民主。

摘要：在分权化与市场化背景下实现公共责任的变革,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质意义所在。作为一种改革策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社会公众参与评估,科学设计评估指标,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主体,将绩效评估与绩效改善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评估的制度化与法规化是建设责任政府可选择的途径。

摘要：美国为了建立更加负责任的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有效举措。通过一系列健全的法律法规为政府及其官员提供行为依据和约束;同时,还设计并实施了监察、审计、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实现。在政府变革的世界潮流中,这些做法对我国政府的责任行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摘要：推进政府责任、打造责任政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来保障责任落实。我国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在进行时。在促进政府责任的相关机制建设方面,加拿大政治中"操守专员"的制度设计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具体而言: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的机构来构建政府失职防范机制与完善失职调查程序,以及实现"调查—回应+问责"的联动机制,加强信息公开。核心是以比较政治中的经验实现我国制度创新,塑造责任政府。

摘要：责任政府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责任政府建设正逐步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对责任政府的一般性分析,指出了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现状与问题,进而提出建设责任政府的思路与对策。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济、文化、历史和艺术诸方面均蕴含巨大价值。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应有的责任,出现了政策消极、保护意识薄弱、观念畸形等问题,以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陷入困境。如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重构政府相关责任体系。从宏观角度,政府应当落实并不断优化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职能。从微观角度,政府应当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传承和保护,形成体系化保护模式。